最近，在《科学》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的自我批评，一篇是美国人为中国说话。

两者相辅相成，说明中国的自省，而美国人也不是一味不讲道理地贬低中国。

自省和自信

曾几何时，国内强调不能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不好。现在，虽然不这样强调，但也未完全绝迹。

比如，2010年9月3日，施一公和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了我国科学经费分配在体制和文化上的问题。在获得普遍的认同中，还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家丑外扬、甚至指责说是挟洋自重。

有这种观点可能是其他原因，也可能是自卑感没有消除，因为觉得外国人不一样，和他们说话就是求他们。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和这些无关，我们在外国人面前没有自卑的感觉，所以一般讨论而已，并不求助于他们。

我读《科学》三十多年。美国科学家民间团体主办的《科学》和英国民办公司出版的《自然》一样，在科学论文以外也报道科技界的新闻、政策、讨论等等。我和其他长期读者一样习以为常地读《科学》上发表的各种不同观点。

我和施一公在国外做过十几年的老师，早已不觉得外国科学家高我们一等，而多年习惯于平等交往外国教授。

我自己在国外期间至少两次公开批评过国外同行，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拥有3万多会员的神经科学学会。而且两次我都促成《科学》报道，使之有点影响。

《科学》经常邀请一些人写社评。最近几个月，印度教授、俄国研究员、德国科学和研究部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都发表过文章。从1995年11月17日起，我国的周光召、朱丽兰、路甬祥、江泽民、白春礼、陈竺、温家宝等都发表过文章。温家宝总理曾在《科学》访谈中对三鹿奶粉事件表示遗憾。也就是说中国并非在国外科学界的杂志上做宣传而能够自我反省，这是中国的进步。

所以，在中国进步了的今天，重新用“在外刊发表文章”来指责我们，假设我们没有出国过，也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以为现在不是2010年而是1970年。何况两位做过外国人老师的人，不可能以外国人为高明。

好像将近一年前，《科学》主编、著名生物化学家BruceAlberts邀我们写社评时，我们自然想怎么在一篇短文中一事一议。我们觉得在国外看起来中国发展很快的时候，说点问题，反而是自省和自信，文章就是说：我们也有问题，有些问题还不小。文章也表示虽然有困难，但是明确相信我们应该能改善。

如果我们的《科学》文章没有可读内容、或者一味兴高采烈，国外的朋友、同事看了反倒要觉得我们是不是头脑发热、是不是自吹自擂、是不是没有自省地搞propaganda，那才会被瞧不起。

自省不会被瞧不起、也不会抹黑中国。自省是自信的表现。明确相信能改，是自强的表现。

客观的反批评

美国人在《科学》上为中国说话，是2010年12月17日。

国外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人口政策。一些没有自信心的华人，也人云亦云。中国的一胎政策，有争议很自然。但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笨、或者中国没人性。如何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Nathans教授发表的读者来信，批评《科学》不久前一篇文章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负面评论。他指出，中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的计划可能有问题，但是中国非常有勇气，试图减低人口过多，为我们的子孙留下可生活的空间。

Nathans教授是神经生物学家。1978年，他父亲DanielNathans因为对分子生物学的重要工具（限制性内切酶发现者之一），获得诺贝尔奖。

JeremyNathans自己的工作也接近诺贝尔奖程度。小Nathans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于19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念研究生期间做出。

一般现在中学一般都教视觉的三原色学说，在生物学上，基本内容是：人可以看到颜色，是因为眼睛里的视网膜上有三种感受颜色的细胞，分别感受红、绿、蓝。其他的颜色是因为对这三种色觉细胞激活的不同组合而造成。

Nathans在斯坦福大学时，拿到了感受不同色觉的三种受体分子的基因。它们分别表达在三种色觉感受细胞中，和视黄醛一道，分别参与对红绿蓝的感受。

Nathans的发现，将色觉研究推进到分子水平，是神经生物学的重要进展，也对于色盲以及其他视网膜疾病的基因诊断奠定了基础。

他的论文于1986年发表于《科学》。

虽然《科学》是Nathans在科学上成名的刊物，但是，显然他也读其中的其他政策性文章，而且还发表意见。

所以，在《科学》发表不同意见，在国际上，是科学家和学者们自在交流、平等讨论、有所争论的正常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