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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今年诺贝尔奖的不公平之处

Svante Pääbo被同事扔水里,以庆祝他10月3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也试试扔他到水里----冷静分析他获奖是否最公平。

至少从1990年代我已经注意Pääbo的研究,而《知识分子》近年多次介绍其领域的工作,包括我安排主编陈晓雪于2016年专访Pääbo。

我认为将分子生物学用于人类考古确实重要,曾两次试图在北大建立这一方向,其中一次是从复旦挖年轻的专家,未遂。近年北大引进了其他老师,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

对于Pääbo的获奖,最常见的是惊讶他的工作与“生理学”、“医学”关系很小。当然广义的关系很容易,但实际关系确实很小,不是诺奖通常颁奖的领域。但是诺奖以前也出现过一次,1973年Lorenz、Tinbergen和Frisch的奖,有关动物行为,也与通常意义的生理学和医学关系较弱。至于有些报道,牵强附会把Pääbo的工作与医学连起来,不是绝对不能联系,但那种联系很弱,而且靠那些与医学擦边的工作,其重要性远远达不到诺奖平均程度。

Pääbo所在领域,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导师、伯克利加州大学的Allan Wilson教授。

Allan Wilson(1934-1991)出生于新西兰穷人家庭,父母都没有上过中学,Wilson后来长期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

1967年,Wilson和学生Vincent Sarich提出后来被广为认可的“分子钟”概念。认为不同的物种间的关系,可以从现有物种的个体所含分子的差异推出。最初,他们是按抗原距离,但后来这一关系最容易的是从DNA序列推出。也就是说,不同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从它们所含DNA的差异而推出。

1987年,Allan Wilson和学生Rebecca Cann和Mark Stoneking提出“线粒体夏娃”假说。与细胞核的基因不同,线粒体及其所含基因是从母亲传后代,没有父亲的贡献。通过分析我们任何个体的线粒体的DNA序列,可以分析我们的母系遗传关系。往古人回溯,就应该可以找到最早的、人类共同的母亲。简化的比喻就是“线粒体夏娃”。Wilson在这方面最大贡献是用分子生物学分析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发现非洲的差别最大,而其他地方的现代人的DNA都是非洲的衍生。以后更多研究发现我们都是东非的古人某一次迁徙的后代。

Wilson早期工作用过抗原、蛋白质,后来的工作是DNA。

从概念、路径到技术,Wilson是“物种分子分析之父”。他分析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人,而且可以用于所有物种,后来才集中于人。

Wilson最重要的工作,并无Pääbo。后者于1980年代在Wilson实验室做博士后。用过PCR(多聚酶反应),也分析过线粒体。PCR是Kary Mullis于1983年发明的,获1993年诺奖。

Pääbo在Wilson实验室开始对于PCR在古人类的应用有贡献。但这一技术并非原创,而是应用。那时PCR已经是热门,到处被应用。用于古人类不是技术发明,但古人类DNA分析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排除污染物。PCR越敏感,污染的问题就越大。Pääbo也发现其他人号称分析的恐龙DNA不是恐龙的、而是污染物的DNA。Pääbo在这方面很大的贡献是建立清洁的实验室,减少或避免污染。这是很重要的,很必要的,但充其量是工艺流程改进,谈不上创造性。

Pääbo的技术过硬后,又获得了德国马普学会的支持,建立了研究所。因为古人类研究主要是好奇心,与医学相关的遗传学研究有大量经费不同,古人类研究普遍缺乏经费。建立马普研究所,使Pääbo成为古人类研究经费最多的团队。

技术过硬、经费充足、检测不懈,Pääbo后来不仅是这一领域最高产的,而且有重要发现,如分析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等,从而有原创发现。

所以,如果这个领域发奖,首先毫无疑问的是Allan Wilson,但他去世了。

但是,与这个领域密切相关的是“人类遗传学”,事实上有些人把Pääbo的工作也算成人类遗传学。

经典的人类遗传学是用遗传学方法分析人类疾病。Pääbo可以算非常广义的人类遗传学。

1970和1980年代,人类遗传学有多位先驱,开创了分析人类遗传疾病基因突变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开创性的,而且使用和覆盖面比Pääbo使用和严谨化的技术要广、更重要。

1970年代和1980年代人类遗传学研究导致一些重要疾病的基因突变被找到(俗称“克隆人类疾病基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找到人类疾病的基因突变”)。

因为Allan Wilson工作的先驱性、原创性,如果给他颁奖而不顾人类遗传学那些做疾病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Pääbo的工作从思路到技术无一超越人类遗传学那些先驱的工作,越过那些工作而给Pääbo发奖,从对科学历史负责的角度来看,不是非常公平。

如果负责任,应该先给开创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基因技术者、最早克隆人类疾病基因者、克隆重要人类疾病基因者、克隆比较难克隆的人类疾病基因者...这个单子远远超过一次得奖限制的三人。

在人类遗传学和人类基因组学下面一个小分支(诺奖委员会所谓“古基因组学”)发奖,如果是Wilson这种有领先人类遗传学的概念提出的人,是公平合理的,而如果是概念、路径、技术都依赖人类遗传学、人类基因组学,只是用大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在小学科有发现的,其实获奖时间领先大学科的奠基人、思想提出者、方法发明者,是不公平的。

所以,Pääbo获奖是不公平的。想方设法降低DNA污染,不属于技术发明,而属于工艺改进、工作环境的改善。绝对到不了诺奖程度。

但是,这种不公平还会继续发生。

有一些人在积极推动克隆乳腺癌基因的科学家获诺奖。乳腺癌当然重要,发现乳腺癌的基因当然重要。

但是,发现乳腺癌基因的研究工作应该放在历史背景中。第一个乳腺癌基因是1991年才发现的,那时已经有多个(十几二十个)疾病罹患基因突变已经被发现。

如果无视乳腺癌基因是一系列有关疾病罹患基因工作中的一个,而故意挑出来,当然可以编一套说法,因为它确实重要,但它的研究不够领先。

不过,我这样分析只是我个人爱好,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听的,就是知道了也有很多人故意坚持偏见。Wilson的另外一位学生很可能因为发现乳腺癌基因而获诺奖。

全世界真正公平的人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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