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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和做

何时“说”,何时“做”,可以非常明确。
 

自己可以做的范围,自然是做。自己掌管的行政和资源,自己的教学,自己的实验室,都只要做好工作,无需多说。
 

不过,在中国有很多掌控行政和资源者做的很少、做的不对,这样,有可能出现:做好的与没做的、做不好的看不出差别,至少从外界看来。
 

也许,以后考虑,有些可推广的事情,需要有时说说。
 

自己不掌控的,而知道情况、并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如果人家实在无理而且抵制和压制,只好以说的形式来批评。
 

风气的形成和舆论关系很大,不说不可能改变。
 

人家能力有限的,我都不说,也就不可能公开批评。如果这些要说,那真是每天都要说了。
 

人家可能接受意见、或确实有情有可原的困难,我也不公开说。包括我参与过一些单位和一些评审,只要还有从内部改的机会,我就不在外面说。
 

有些事情,虽然有问题,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改,我坚决不批评他人。比如,高考有弊端,不过,如何改,没人能提出可以克服中国文化带来的困境,批评教育部是白搭,因为高考的问题不在于教育部,而在于整个社会的偏见,迄今各种提议都不能比高考更好。
 

所以,以“说”的形式来批评的事情,是我知道和思考过的极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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