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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两用

在 过去,中国主要是不了解世界的人讲科学家的时候,常把他们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至少是个个专一做科学。到今天,中国对科学家的了解早已超过中学生的水平, 不过,不时有人抱怨我写博客,我觉得挺奇怪,好像他们不仅觉得有权告诫我如何生活和工作、而且认同过去中学生水平对科学家的理解。

我 直接了解的中外科学家,一心一用的并不多,不过除专业以外各人的爱好不同。国外科学家业余爱好很多是体育、音乐方面,国内看书、喝酒的比较多。在国外我知 道比较惊人的是研究生期间的老师(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曾登上珠穆朗玛峰;在国内我比较吃惊的是对钱对权低眉、热衷(而不是被迫)一个晚上在外面吃三餐的 教授,能否算科学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从可靠的书中知道的科学家,也极少一心一用的,他们的故事更多。

我也是一心两用的俗人,研究生期间除学习生物学研究以外,希望了解中国;博士后和助理教授初期,希望更多了解美国。

1990年代中晚期,很多华人教授,业余爱好是炒股,那时美国股市大涨。

与钱有关的从来不是我的兴趣。1990年代,我是起步阶段的助理教授,科研工作很紧,教学也是新的工作(我和一位美国教授、一位以色列教授,开了当时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最受欢迎的研究生选修课)。另外,加上当时虽然我读科学文献很多(可能超过98%的美国教授)、参加学术报告很多(超过99%的美国教授),自己也动手做一些(不是很多)实验,还得写经费申请、研究论文等。不过,我平均用不掉半天做这些工作。还有半天做什么?

迄今为止的生命科学,主要是实验性科学。动手的时间长,动脑的时间短。生物学实验室负责人,如果每天从早到晚只管实验室,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否会把实验室的人都逼疯了。

科研以外,我自己的兴趣是看书,开始写科普,因为觉得好多科学发现很好玩,可以和不做科学的亲戚朋友等分享。我第一次担任编委的杂志是文科的《二十一世纪》,不是因为我的科学研究,而是科普。

另外,开始参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

到1999年,我实验室在CellNatureNeuron各一篇论文,发现Slit蛋 白质对神经纤维和两群不同神经细胞起排斥性导向作用,奠定了我们在神经导向的学术贡献。同年,我在中国参与的业余工作也有一个节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 学研究所的成立。这个由蒲慕明首仪而建立、并长期由他领导的研究所,成立时带来的风起云涌,是我第一次经历中国的社会冲击,其后获得了社会免疫力。

2007年到北大后,不时有人问我行政和科研的时间分布。其实我最忙是2004年下半年。那年,同时任三个职位: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同时在照看4个实验室:我从华盛顿大学搬到西北大学,有一位学生离毕业较近,不能同行,所以,我在美国需要照看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的两个摊子;大约2002年左右,因为神经所一个实验室要离开该所,其部分学生需要不同教授接手带,蒋辉跟我做论文研究,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也在2004年开始了,这样在国内也有上海北京两摊。我一贯论文低产,而2004年稍高为3篇(Nature NeurosciencePNASDev Biol),课外活动多少与研究论文基本无关。

2004年在建北京和芝加哥两个实验室的同时,也是我带国内研究生蒋辉论文修改杀青阶段,2004年9月北大校长来email询问我能否到北大,2005年1月,我们的论文发表于Cell,发现GSK-3蛋白激酶控制神经细胞的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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