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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和文字的补课:与李连达和李贻奎老师互勉

拙作“医药界是否应该为‘中国人的骄傲’而脸红”,对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李连达、助理研究员李贻奎的文章提出商榷(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650567.html)。
 
文章所指“脸红”事由“为什么中国的医药界、中医药界,一方面自豪中国人发现砒霜治疗白血病,另一方面却集体健忘仍然健在、但已过八十高龄的发现者? 令人好奇:对于埋没张亭栋,有人脸红吗?”。
 
两位李老师回应:“答饶毅教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5370-650835.html)。
 
与两位李老师讨论,至少我从两位老师的文章学到了新内容,讨论双方都提供素材,所以商榷比较有意思。
 
我相信在褒扬领导方面,两位李老师肯定不是中国最突出的,所以,我的文章虽然以其文章为例,并非专门要针对他们,而目的在于希望其他有这方面问题的中老年人有所收敛,而更寄希望于年轻学者和学生在这方面不要步其后尘。
 
首先抱歉,正如两位老师指出,我的语文不好、而且用字生硬。如果我们是当面讨论的,两位老师多半会和其他第一次见到我的人一样比较惊讶我的语气和态度。所以,请两位老师读下面文字时,不被文字所误导,而想象语气是很缓和的。
 
拙作重点在于文章在使用事实上反映的学风:对于历史,需要严谨;对于有功之臣,不能长期忽略。
 
一、两位李老师声明其文章“是对我国专家的杰出贡献表示祝贺,不是评功摆好,论功行赏,因而未将所有专家的贡献一一介绍,并非有意“埋没”哪位专家”。两位李老师原文将卫生部部长和夫人高挂凯旋门,如果“不是评功摆好”,能否承蒙不弃耐心教导语文不好的我:那是什么? 如果李老师们省略所有姓名,我肯定不会发文章。而且,我对李老师们将陈赛娟列为陈竺的夫人也感觉不是很好。在讨论学术研究时,陈赛娟的作用不是夫人。
 
如果两位李老师当初在没有空间限制的博客文章中写上“周霭祥、颜德馨、张亭栋”九个字,恐怕比用八个字写“陈竺院士及其夫人”不会特别多占空间(后面都可以接原文的“等专家”)。如何取舍,列出谁、在“等”后面省略谁,可能还是慎重比较以后再合理选择为好?这不是中国文人简单的论功行赏的问题,而有助于人们了解科学工作的起源和进程。当部长不是最大功臣的时候被单独列出来,恐怕难免影响中青年学者、学生的价值导向问题。
 
二、我很高兴看到李老师们将1950至1960年代周霭祥、颜德馨的工作列出。我看到的所有现代中文文献,都没有列他们,就是张亭栋的1970年代文章,被列出来也很少、常常不全。
 
希望作为中药研究专门机构的研究员们,继续挖掘我国的历史,明确我国的发现不仅对于发现者和机构的贡献是正本清源,也可能使后代沿着他们的路、或接受其中的经验教训而走更合适的路。
 
我猜想有关砒霜与白血病关系的全部文献出现后,张亭栋的贡献仍会被认为是最大的,原因在于:张亭栋的工作源于当地中医得到的启发,可能更重要的是张亭栋和同事的工作完整而延续,张亭栋的工作是后来中国有关砒霜治疗白血病绝大多数工作的起点。陈竺、陈赛娟、王振义等都提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工作,就是张亭栋的工作,而1950到1960年代的工作可能被忽略的比较严重,以至于后续没有、或较少、也许在当地。同时,即使1950和1960年代工作未延续推广到全国、或推广不够,周霭祥、颜德馨的贡献也值得称道和历史记载。
另外需要知道,周霭祥和颜德馨是否发现砒霜的作用,仔细阅读更多文献才能得出结论。按两位李老师的说法“60年代我国血液病专家周霭祥教授就用青黄散(青黛、雄黄)治疗白血病,并报告青黄散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获得完全缓解,长期存活达20年。其后国内很多报告青黄散治疗白血病有效。…颜德馨教授在1964年报告《中药“55”治疗白血病疗效的初步观察》,治疗急性、慢性白血病26例,“55”方由雄黄等药组成”,那么需要知道,周霭祥和颜德馨及其后续工作是否确定了他们用的药里面不是雄黄起作用,而是砒霜起作用?雄黄曾被用于多种治疗,包括研究疟疾发现青蒿作用的顾国明、余亚纲等曾经发现雄黄可能可以抑制疟原虫,但后面并没有用雄黄作为抗疟药。雄黄化学成分不是砒霜(三氧化二砷),两位老师应该知道它们的差别。从1970年代张亭栋、到1990年代国外推广用于作为治疗APL白血病的,不是雄黄是砒霜。
 
三、李老师们称“陈竺、陈赛娟等专家的贡献是什么?本文明确提出:“陈竺院士及其夫人等专家对其作用机制作了高水平的研究,并有重大发现,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使这个药在世界推广应用”。发现新药与研究其作用机制是两回事,不应混为一谈,发现砷制剂治疗白血病在前,周霭祥、颜德馨、张亭栋等专家是“功臣”,而研究该药的作用机制在后,陈竺、陈赛娟、王振义等专家是“功臣”。界定清楚,并无张冠李戴,更未埋没任何专家的贡献。”。
 
这种说法更有商榷余地。李老师们应该知道,对于治疗来说,发现和证明药物的作用,意义远大于研究药物作用的机理。最容易想到的例子是阿士匹灵(Aspirin)。这是很常见的药物,其纯品化合物广泛用于临床近百年后,在1950年代才由林可胜发现其镇痛作用位点在于外周、而不是中枢,其作用的分子机理在1970年代才由英国和瑞典的科学家发现是影响前列腺素的合成。机理发现有助于设计新的药物,但这些都是依赖于最早发现第一个药物的作用,关系不能颠倒。
 
对于机理的研究是否“高水平”、“重大发现”,恐怕两位李老师不熟悉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常规,不熟悉其他相关研究,不清楚很多做细胞分化和细胞凋亡的文献,所以,在此不准备与两位老师讨论这方面细节,李老师们愿意可以就近参考你们单位经常做这类研究的人。不是说,机理研究的工作不重要,而是在评价水平的高低、是否重大,用比较性形容词的时候,一定需要熟悉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对癌症生物学文献进行比较后才能得出评判,如果两位李老师这方面不够擅长,就要避免可能的失误。
 
对于中国进行砒霜作用机理的研究是否导致砒霜“在世界推广应用”,两位老师如果有耐心,读我们去年那篇文章,应该可以清楚地知道事实: 1998年,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美国纽约的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给常规化疗后复发的12例APL病人使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
 
我们也明确说了: NEJM文章导致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起到了此前20多年中国医生在中文杂志上未能起到的作用。”
 
Soignet文章也研究了一点机理,但它起作用不是因为研究机理,而是验证了药物治疗作用。这篇NEJM的文章起了向世界推广砒霜的作用,是因为:它是英文文章,它是最高医学杂志NEJM的文章,它显示美国人重复了中国人的工作。所以全世界容易相信、并愿意推广。可以说,砒霜在世界上的推广应用与中国是否研究其机理毫无关系。
 
那么Soignet等是否因为了解到砒霜治疗白血病的机理才愿意验证砒霜的作用呢?我们看事实:1998年Soignet等的文章引用了三篇中国的文章----孙鸿德等1992年《中西医结合杂志》的短篇“经验交流”、张鹏等1996年《中国血液学杂志》、沈志祥等1997年《血液》。 这三篇文章,皆验证治疗作用,而非研究机理。原因也很简单,是否有治疗作用是医生愿意应用和推广药物的关键,而机理不是。
 
这不是说,机理研究不重要。确实重要,但并非砒霜推广的原因。
 
必需明确:陈竺、陈赛娟对砒霜推广到全世界,肯定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具体如何起作用和起了什么作用,恐怕李老师们判断有问题。
 
在两位李老师行文仓促的情况下,后面回应的文章可能确实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问题。李老师们说:“发现砷制剂治疗白血病在前,周霭祥、颜德馨、张亭栋等专家是“功臣”,而研究该药的作用机制在后,陈竺、陈赛娟、王振义等专家是“功臣””)。我猜想,王振义并不认为他是研究砒霜的“功臣”,大家都知道他的贡献在于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
 
也需要说明:陈竺、陈赛娟、王振义并未说他们的研究是推广砒霜的原因,也没有说自己是否“功臣”、多大的“功臣”。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两位李老师的说法。他们的说法不准确,无需陈竺、陈赛娟、王振义负责,而是文责自负,恐怕陈竺、陈赛娟和王振义可能也不一定愿意在此事上被两位李老师拉到不合适的高度。
 
两位李老师的文章在此以一人口气写到:“至于谁是“最大功臣”?谁是第二、三、四“功臣”?如能调查清楚,准确判定,论功行赏,当然是好事,但若情况复杂,难于准确判断,不必强求,不要再掀起争当“最大功臣”的争论,再争上30年。所幸这些专家没有争功者,没有争当“最大功臣者”,倒是我们旁观者争论不休。这些专家中任何一位专家评为“最大功臣”我都同意,只要是中国专家对人类作出杰出贡献,都应为之欢呼、祝贺”。中文差到我这样程度的人都觉得这是言不由衷。您已经把陈竺一个人抬出来、连陈赛娟都省略为他夫人,更忽略其他人,却说不在乎谁是最大功臣,恐怕一般读者不是这么理解的。您作为中药研究的专家,公开就中药问题有文字的发言,您说自己没有偏向,读者也会认为有偏向。并不是不能有偏向,而是偏向要依据于事实。
 
对于两位李老师给我的第一点建议,我很欢迎两位老师(特别是李贻奎助理研究员)将早期文献寄给我,在此先表示感谢。两位李老师在专门研究中药机构工作,并专门从事中药研究,一定知道你们单位谁能称职地研究和记录这方面的历史,他们一定远优于我这种不懂中医、不懂中药的人因为好奇而参与发掘史料。当我看到今天使用和研究砒霜的人不引用的1970年代的文章,更觉得不可思议。如果现在全国做砒霜的人不仅引用我提醒大家的1970年代文献,而且引用1950到1960年代文献,那是好事。
 
对于两位李老师指出我的语文不好,我绝对接受。事实上,我也稍有自知之明,并在2009年6月8日专门写过“我的语文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236934.html
 
偶尔我的中文文章语法特别通顺,原因我也交待出来:那是有高手修改的结果。当不是经常能有这样的机遇:2012年6月8日博客上的文章“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579976.html),语文不像我,因为是在《文汇报》演讲后,《文汇报》的记者、编辑、主编多次修改,保留原意,而文字大量修改了,在此顺表谢意。
 
所以,建议两位李老师在中医研究院带头建立严谨的学风,对于文章和核心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对于科学事实进行仔细了解,对于人物和工作的判断要确实搞懂、要依靠各人可以查到的文献。
 
我确实应该如两位老师说的应该在中文方面补课,乐意在自己天赋和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在语言文字上有所进步。我也不怕人笑话,说出事实,我的语文程度达不到目前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我儿子初一的时候,我看他语文课本列出的生词,我不认识的占大约一半。我成年以后阅读英文多于中文,因为我们做基础科学研究的,每周都有相当量的英文科学文献要读,不仅每周必读Nature、Science,还有近年杂志急剧扩张以后的很多双周刊、月刊,以前十几个杂志就能够掌握文献,结果变成几十个杂志,杂志牟利让科研人员增加负担,也在客观上减少我学习中文的时间。
 
本文所提到的文献:
 
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 (1992).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2:170-171. (Sun HD Ma L Hu XC Zhang TD (1992). Ai-Lin I treated 32 cases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Chin J Integrat Chin & West Med 12:170-172).
 
张鹏,王树叶,胡龙虎,施福东,邱凤琴,洪珞珈,韩雪英,杨惠芬,宋颖昭,刘艳平,周晋,金镇敬(1996)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华血液学杂志 17:58-60. (Zhang P, Wang SY, Hu LH, Shi FD, Qiu FQ, Hong LJ, Han XY, Yang HF, Song YZ, Liu YP, Zhou J, Jin ZJ (1996) Treatment of 72 cases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intravenous arsenic trioxide. Chin. J. Hematol. 17:58–62.)
 
Shen ZX, Chen GQ, Ni JH, Li XS, Xiong SM, Qiu QY, Zhu J, Tang W, Sun GL, Yang KQ, Chen Y, Zhou L, Fang ZW, Wang YT, Ma J, Zhang P, Zhang TD, Chen SJ, Chen Z, and Wang ZY (1997). Use of arsenic trioxide (As2O3)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 II: clinical efficacy and pharmacokinetics in relapsed patients. Blood 89:3354-3360.
 
Soignet SL Maslak P, Wang ZG, Jhanwar S, Calleja E, Dardashti L, Corso, D, DeBalsio A, Gabrilove J, Scheinberg DA, Pandolfi PP, Warrell RP (1998) Complete remission after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arsenic trioxide. N. Engl. J. Med. 339:1341–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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