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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事实与姿态

  再答李连达李贻奎老师

  过去一百年来,中药在世界上(而不仅是中国)起了最大作用三个应该是:陈克恢的麻黄素研究,屠呦呦与523的同事发现青蒿素、张亭栋发现砒霜治疗白血病。

  如果说张亭栋在砒霜的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起了最大作用,观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人、或在事实面前改变观点的人都不会有异议。

  观点和事实

  中药研究院研究中药的李连达研究员和李贻奎副研究员,一再发文不同意我总结张亭栋工作的意义。

  在他们最近的一篇文章“重读48年前文章的体会”中,两位李老师介绍1960年代周蔼祥和颜德磬用含雄黄的复方治疗白血病的工作。我觉得,这对理解中药发掘工作有很好的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推崇周蔼祥和颜德磬对中国和世界病人的贡献。

  但是,理清历史文献,进行讨论,也需要尊重事实。

  两位李老师称“中药研究(特别是中药复方研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度很大,不是哪一个学科,哪一位专家能够独立完成的”。这是一般的说法,而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具体例子中,正好不合适。张亭栋等独立明确知道砒霜、蟾酥、轻粉等三味中药起作用的是一个化合物分子三氧化二砷,这是他们在1973到1979年通过分别检测发现的,当然因为砒霜的化学成分简单使他们能很快确定起作用的单个化学分子,比如我们在2011年文章指出的:“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以看到张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在第11页,他们指出“癌灵一号”之有效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也就是说,在张亭栋与同事的研究过程中,没有动用很多其他学科、很多单位、很多专家,而是他们一个单位几个人就拿下来了。所以,不能说是很多人参与了,谁的作用大小无关。

  两位李老师称:“至1996年张鹏教授等首次报告用单味药砒霜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白血病”。这句话并非完全错,但其含义是张亭栋以前不知道只有三氧化二砷起作用,也恐怕是两位李老师没有仔细阅读张亭栋等70年代的文献,且没有阅读我、黎润红、张大庆等2011年文章。张亭栋等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是三氧化二砷起治疗作用。

  我们应该感谢两位李老师介绍周蔼祥、颜德磬曾用含雄黄的复方治疗白血病的工作。但是,这不能降低张亭栋的工作重要性。如两位李老师所言,周蔼祥、颜德磬等用过的复方迄今没有变成单体化合物,并不清楚是哪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起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宜强调“在颜德磬文章发表9年后,张廷栋教授用复方砒霜“癌灵”(砒霜、轻粉、蟾酥等药组成)治疗白血病有效”,因为这种语境,令人联想张亭栋的工作是延续颜等的工作,而事实上,张亭栋的工作起源于当地农村老中医访谈。而在科学上,并非含砷就能认为是同一种物质。两位李老师所介绍的复方所含的砷,是硫化砷,不是三氧化二砷。硫化砷需要在几百度的高温下才能变成三氧化二砷,而治疗白血病的这些复方没有这样的炮制过程,从来没有断定是通过变成三氧化二砷来起作用。

  张亭栋等对于是什么白血病对三氧化二砷敏感,也是在1970年代就完全明确。有多种白血病,并非都适用三氧化二砷。

  事实上,中药有很多复方,但没有人详尽地一步一步解析,得到世人公认的化合物。

  姿态

  科学发现上,依据事实,理清个人的贡献,从来都是有意义的。

  如果不是这样,任何奖项都无法颁发,任何荣誉都无法给予,任何研究经费都无法评审,任何教授、研究员职位都无法提升。如果两位李老师参与评审,恐怕也需要知道被评的人做过什么工作。李连达老师当选工程院院士,选举其他人,恐怕也都需要明确做了什么,贡献多大,如果是一个工作有多人,需要知道各位大概的贡献程度。

  当然,两位李老师完全可以高姿态,拒绝荣誉,对于自己的工作说“分工有不同,贡献有大小,无论排位在前在后,或是无名英雄”。

  但是,这只能是自己对自己高姿态。

  对于其他人的贡献和工作,我们不能高姿态,以他人为成本。

  可以说中国工程院没有一位院士在中药发现领域,取得了张亭栋的成就。已经当选工程院院士的李连达研究员等,应该在事实面前说我们很惭愧,长期忽略了张亭栋,而不是坚持错误,摆出无所谓、没关系的姿态。

  以八十多岁的、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成就、救活了很多病人的张亭栋为代价的高姿态,是低姿态。

  张亭栋获得什么荣誉、何人的肯定,并不影响后人对他的尊重。张亭栋已经八十多岁,他的工作做出来已经40多年,同样研究中药的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是否极力推崇张亭栋,工程院是知错就改、还是坚持武大郎开店,众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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