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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境界

学术研究有境界,学术贡献有大小。
 
高可以到,一个人不做某项工作,某个领域就不能诞生,某个问题就不能解决;
 
一个人不做某项工作,领域的诞生延迟、问题的解决延迟;
 
在一个领域已经建立、问题已经解决后,再反观已有的所有研究,去除某人的工作,这个领域出现一段空缺;
 
反观已有的研究,去除某人的工作,这个领域出现一块空缺,这一块不是某个历史阶段,而有一些交错或平行的工作;
 
低可以到,将某人的工作从历史文献中删除,对理解该领域毫无影响。
 
 
爱好何种研究,也就可能是追求一种境界,虽然不一定人人都意识到。
 
评价贡献大小,需要从整体看,并仔细和客观地比较,在同一领域和问题,哪些工作是关键,哪些工作特别突出。
 
{对于具体讨论张亭栋的工作,最近李连达提出哈尔滨医科大学关继仁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用关的文章否定张亭栋的工作创新性。但如果文章内容,就知道它实际加强调张亭栋工作的重要性。关继仁文章明确说,他对7例白血病人用Fowler溶液(含三氧化二砷),“每疗程平均为两个月,其疗效观察白血病计数有所减少,但无恢复正常者,一般临床症状无进步”,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对本病(指白血病—笔者注)使用砒剂…等但效果均不满意”。也就是说,如果按此文章的结论,就不应该使用三氧化二砷的制剂治疗白血病。假设张亭栋是继续关继仁的研究,那么张亭栋的结论与关继仁的相反,这样仍然是张亭栋的发现为重要。我们知道,张亭栋的工作始于乡村中医合并用药对很多疾病尝试的基础上。可以说,如果任何人在1972年开始试用三氧化二砷,面对国际国内很多人曾多次对不同疾病进行过尝试,就是在黑龙江省,也有两种相反的结论: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内科教研组的关继仁在1958年发表论文认为含砷的Fowler氏液不能治疗白血病,而乡村老中医合并多种中药、以及哈医大附属一院药师韩太云用癌灵一号试过多种疾病(包括癌症和非癌症如感染),认为好像有效,但很快因为毒性和针对性的问题又遇上困难。所以,在1972年,砒霜能否安全地治病,治什么白血病,并不清楚。那时,对砒霜的治疗作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对白血病,也无定论。而在张亭栋等的工作之后才改变大家的观念、纷纷仿效,都集中将化学分子用于一种白血病亚型。张亭栋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带来该领域的改观,使人们敢于试用三氧化二砷治疗早幼粒白血病(APL)。
 
依据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看到张亭栋和他的合作者们从1973到1992年的二十年期间发表了重要和关键的研究。他们的后继者们,如上海血液研究所,也都说明是知道哈尔滨的工作才开始自己的工作。其他人的工作基本是1996年以后才成为热门。一个课题组做主导的核心工作二十年,在任何自然科学领域都被认为很突出。
 
所以,张亭栋的工作有两点很突出:1)通过确定疗效和发现适应症而改观砒霜治病这一领域,2)持之以恒的一系列工作主导领域二十余年。
 
张亭栋的工作不可能既无古人、又无来者,而是他做了主要的工作,前面参考了他人,后面也也有其他人跟上,进一步完善。如果他一个人、或者一个课题组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那不是科学的常规。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前人和后人。
 
张亭栋的工作,按有些文章提到其实在1970到1980年代做过上千例病人,但作为论文报道的数量不到两、三百。可以设想,不担任医院领导的张亭栋,在中国工作,难以获得全部临床资料,特别是其他科室(如内科)的资料。而任何时候如果检验科不配合,他们也不可能有全部数据。发表论文无法用缺乏临床病历和缺乏血液检验的病例,只能用数据全的部分病例,很可能是少部分病例。
 
科学发现也不在于技术的复杂、新颖,而在于对于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寻找治疗的药物,最重要的是找到,而不是用高深的技术。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试管婴儿,关键步骤是换各种溶液,其中并无重大科学概念、技术含量也很低,而且已经有试管老鼠的先例。
 
至于有观点认为上海的王振义不应该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这是没有考虑我国的现实。持此观点者不妨举出几个例子:我国对于世界使用单体化学药品有过什么贡献。如果极少,那么王振义的全反型维甲酸也就是我国非常突出、而有造福全球病人的药物。中国的最高科学奖一定是按中国状况评比。至于青蒿素未获奖,是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一种表现,已有另外讨论。
 
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工作,也希望有助于年轻人建立研究的taste。}
 
关继仁(1958)白血病(49例临床分析).《黑龙江医学》1958年02期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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