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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8、79那三届中国记忆》之“三十年后可以为中国做什么”

我生活的江西南昌到1970年代不仅肉类缺乏,而且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目前常见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远离了经济崩溃的边缘,经济很繁荣,成就来自很多人多方面的推动。

 

高考

 我瞎猜,邓小平被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可能也很心疼。虽然他两个最小的孩子在1977年前都上了大学,但还很能体会全国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有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有些人不关心全国的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有些人在行动上实际堵死全国很多读书好的青少年不能上大学,导致很多家庭灰心,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个国家广大青年没有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那一届是十年来第一次不被遣送农村的高中“毕业生”,那时没想过敢把上百万他人的孩子送到农村的领导人不知是何等心地,后来只能感慨:无论其他人怎么看待毛,他肯定对不起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整代中国人,这些人青少年时期很多对他愚忠,而他却不顾他们的前途,这一责任不可能推卸给只能跟随毛意志的其他领导人,全国大学延续十年很少招生(前面几年不招生、后来招生数量很少),主要责任人可能只有一位。

 1977年秋宣布高考入学办法后,青少年有希望、全社会掀起热潮,社会风气很快改善。我们明显能看到,突然从原来学生读书无所谓、老师怕流氓的情况(我有位男性班主任曾被流氓学生打过臀部,其他学生看到了但不敢说出是谁打的),变成了大家都集中学习,流氓学生几乎销声匿迹,老师得到尊重。这里说的流氓是在校外偷东西、恶性打架者。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闹事的人逐年增加,恶性的流氓与日俱增。我看过小偷手伸进偷农民口袋偷钱,也看过流氓在商店用刀割顾客的包。当国家不给青少年希望时,恐怕这些是必然。高考宣布后这种风气很快改变,当然不是没有小偷和流氓,而是减少了很多,他们耀武扬威走街串巷的情况立即消失了。

 老师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教学专长的老师发挥很重要作用。以前很多老师教学不积极,有了高考招生后,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启用原来埋没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边站多年的老教师,这时才知道原来是老校长、副校长,开始主持工作、组织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有位教了几年体育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数学老师,因为他专业本来就不是体育;有位教了几年党史的老师也回到了他本职的英文老师岗位。

 那时缺乏纸张,复习书特别走俏,如果有全套复习书,可能就很有利,我在中学和后来复习从来没有及时得到应该有的书,因为买不到全部的。可能印刷厂也来不及印这么多,以前排长队买食品变成了长队买书。

 

记忆犹新的数学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高潮不过几年,但直接影响的时间较长。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大学老师下放、大学停学,复学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少,而且无正常途径入学。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他们7兄妹中唯一没在文革前读大学的,结果是上77级。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过级,她上大学时,我听她一声叹息,说结果差不多和我一道读大学(时间上)。如果不是被毛主席不负责任地耽误了,她的人生不知道要好多少,后来她的儿子是数学天才,走遍中美都不怕(抄袭“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8年考数学时,有道题目说“三角形ABC三内角成等差数列”,坑了我。我在复习时做过一道题,其中除了这句话,还有另一线索提示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一线索,当然没找到。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不精心。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谁出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大一的第二学期,家里安排悄悄到外地(樟树)中学复读。但期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而威胁我父母要曝光:那时大学录取了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当时并没对我完全说清楚原因,只说不得已要我回大学继续读。因为翘课的原因,我没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阴差阳错的是,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却与我三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

 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课程对我来说最后有些内容有用,但不多,因为我并不准备做医生。1983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1985年出国。

又一个分水岭

  从1985年23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我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2007年,45岁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全时回国到北大任教。

 回国参与工作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很小,如果能解决也有意义。正因为中国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获得北大校方及职能部门通过后,生命科学学院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用了5年在学院建立了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学院获得了发展。

 由于多种原因,在国外做教授的华人绝大多数尚未回国,即使是人们误以为回国人数多的生命科学领域,原来在国外做过正教授后真正全时到位的估计最多十几人。一些人在观望,一些人在过渡。2011年国内对我们的作法,恐怕导致很多本来犹豫者都退回去了,正教授回国基本很少,被国内的某种心态形成的势力“成功”地阻击。有些人还倒打一耙,怪海外一些正教授没全时回国,其实这种情况正是他们导致的、也是他们希望的。当然国内还有人在努力,即使效果不大。

 我估计,在不良势力夹击下,中年千人计划基本不可能还有很大希望。但是,青年千人计划将非常成功,十几年后相关领域的青年千人将成为这些领域的主力。

 

丰富的“中国梦”

  我曾写过:“很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国的各种问题,有些非常中肯。但是,与其在国外批评、抱怨,不如在国内批评、在国内做具体工作”,也许可以作为我回国7年来工作生活的注脚。
    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不仅用来激励移民和普通人,也用来说明美国集体和体制需要改变的少于其他国家。我认同的“中国梦”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基础上,结合了中国百年来的历程。一个世界大国、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经过特定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精神文化。

  “中国梦”包含了多少代中国人不满现状、前赴后继进行的探索及做出的改进努力。百年来,我们多方寻找、学习、探究现代中国的道路。在震撼中,我们曾经幼稚盲从、曾经病急乱投医把国外起源的多种主义不假思索地拿来,我们曾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可能还有罪恶。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上有乐观前景的道路。已有的经验让我们可能做得更好,我们有自信探索自己的道路,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优点,无需永远被其他国家来源的思想所束缚。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了世界的特长一样,“中国梦”应该吸收“美国梦”的开拓、进取、独立精神。

    是在国外坐享主要由其他人群外国创造的现状?还是有冒险和探索精神,接受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性问题,从不同角度参与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引领世界,从而为世界贡献个人的力量?其实,正如“美国梦”并不排斥集体一样,中国梦也可以激发个人积极性,个人幸福可以和集体幸福一致,与国家一道发展。

 目前美国的缺点几乎都比较难改。中国的缺点,大家都有共识,常常不仅有改进的目标,而且有改进的方法。中国的缺点也就成为发展的潜力:有明显缺点就可以通过努力来改正、改进、改造,而逐步推动中国的进步。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今天我们的时代可以说:“不但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为中国做什么

 我的78级大学同学现在很多是优秀的医生,这么多年来他们解除了很多患者的痛苦。我当年自己对学医不感兴趣,后来对我父亲多年治病救人觉得自愧莫如,现在也很尊重我的同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我对医学是否爱好不过是个人兴趣,而医生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是中国美国不同:美国的医生地位崇高、工资很高,而在中国做医生不会是因为高收入,至少以前中国医生长期收入不高,所以我更尊重中国医生。

 我继续开展探索性研究工作是自己的兴趣。不过,我认为,虽然自然科学的研究从总体是国家需要的,但个人的研究如果算作“为中国工作”可能有点勉强,至少我不好意思这么定义自己的研究。但我希望改革科研体制,在外面通过文章试图推动整体改革,在北大生科院的小环境切实实现体制改革、支持年轻人(特别是没有出过国但确实是非常优秀者)、改善课程和教育体系...,诸如此类我才认为做了公共的事业,而不是以专心研究的名义只为自己做事。

 有些人对我在国内公开写文章不满。其实我1995年在国外期间就开始写研究以外的文章,不会因为回国就不写。我认为在自己知道的方面负责任地表达意见,而不学中国普遍的在背后说人、公开却摆出“太监状”,我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不是为了大家同意我的观点,而是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立场,也是向“太监化”的文化习俗宣战,恐怕是我可以努力为中国做的贡献,哪怕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效果,因为我相信,虽然目前对此有很多借口,但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永远以公开摆“太监状”为荣。

 

发表于《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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