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自律，相辅相成。但是如果毫无自律，制度作用很小，而有些制度，无论如何自律，都无济于事。 本文以科学大项目的经费指南制定过程，说明自律为什么不能纠正制度的错误，只有改变才能起作用。

科学经费大项目，是指经费上千万以上的项目，这些不一定是大科学，大科学是指需要很多人协同参与的项目，如曼哈顿工程、基因组计划。国内较多的科学大项目，如几个部委主持的大项目，以常规小科学为主，并非大科学。

目前有些部门（特别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外的、不仅一个部门），在现行体制下，制定大项目的指南是否有较好的途径、有合理的讨论、有公平的竞争，从而使反映国家需求和科学优劣的项目得以立项？

分析立项过程可以发现，在不改变制度设计的情况下，自律只有两种结果：不参加立项评审过程，或参加但并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断。

对于不熟悉科学经费的人们，必需交代：在大项目指南中得以立项，是获得经费的重要一步，甚至可以说是关键一步。因为，一旦立项后，绝大多数是一对一：一个项目常常只有一个队伍申请（少数项目有两个队伍竞争，三个要么没看过、要么凤毛麟角）。因此，立项在很大程度固定了申请对象。

我们举一个实际发生的具体例子，从事实来看立项是否合理。

目前，司局层面设立的专家组是确定指南的主要机制。如果担任了这样专家组的成员，看起来好像已经是“大权在握”了。那么，成员是如何参与制定项目指南呢？

我们用一个专家组的为例，虽然专家组间可能有差别，但用真实的过程才有事实依据。本文透露的是过程，不是具体资料，所以，是讨论机制、而没有泄密。

某日，专家组组长通过秘书发给专家组成员们电子邮件，附上一个单子，上面有几十个项目，请成员们打分排名，50多个项目如果排名在前10（左右），有可能就获得立项。

这个单子来源各个部门，他们提交的时候，看到的材料相同于专家组看的。

是否还有人直接给行政领导、专家组领导提交项目建议，局外人就不得而知。假设他们都很自律，那么全部是通过正规途径上名单。如果不自律，恐怕有旁门左道。目前体制设计中，非行政主管、非专家组组长，不可能清楚是否有旁门左道，即使专家组成员也不可能知道。当然，如果专家组成员自己走旁门左道成功，他知道旁门左道存在，如果专家组成员清白且自律，就不知道。

那么单子给了专家组成员，他们可以看到什么？每个项目有两段介绍，“国家战略需求分析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和“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每段大约250中文字，共500字，有时还有另外一些文字介绍，不过内容也有限。

单子给了专家组成员，需要他们干什么？是请大家排名。根据专家组排名的总分，给出一个优先的单子。总分是否让专家组成员知道，取决于各个专家组组长和行政 主管自律，并无制度要求。

如果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科学界现状，可能会觉得这好像真有规则和程序。

我在此要不谦虚地说明，我的知识面要算比较广。但是，如果要我看单子上的文字，依赖如此少的信息，除了对少数一两个有点感觉，对绝大多数项目，我无法知道哪个项目优于哪个项目。因为，很有深度的项目可以体现不出来。而很一般的项目，如果会写短小精悍的标语口号，也能很动听。而实施的可能性，多半也无法比较。

可以说，如果专家组成员自律说实话，自己没有足够资料打分，那么就只能出局。

那么如何排名立项呢？这就是我不懂的学问了。

因为排名决定了哪些项目上指南，哪些不上，而上了指南，又很大程度决定了是否获得经费。所以，指南问题很大。

在立项以后，申请经过评审的过程中，也有设计的问题，最常为人诟病的是：评审组专家（有时包括评审组长）只有打分的任务，却无知情权，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打分，而不知道整个评审组给每个项目的最后总分，只有行政主管有知情权。为什么大项目的评审专家不能知道分数，而无论是国外科研经费管理机构、还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每个项目、每个申请梯队的分数，对于参与评审的专家都是透明的，这也是制度中巧妙设计的几个步骤之一。

大项目中，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的项目，并无绝对明显的国家需要。

当然，有时国家确有突发需求，有些领域确有国家需求。但是，对于多数学科，和平时代国家需要是广义的要发展自然科学，而没有具体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项目要求按照国家需求来立项，难以避免地团队和局部的需求大于国家需求。

这里当然不是说所有立项都不对，而是问，体制、机制设计是否很好、无需较大改善？结论是非得改不可。

怎么改？如果国家有明确需求（而不是科学家提出的需求），比如突发以前没有重视某种传染病、能源需求科学基础等，可以提出国家需求的立项。但是，其他的科学项目，要么不要指南立项，要么指南要很广，不偏向特定对象。是否审定立项的时候要求更多资料可以解决立项时资料太少的问题？可以，但是如果每个项目要求很多资料，那么就等于取消立项而直接进入评审。而采用不要指南明确立项、或者指南广义立项两个方式，其目的是给实际申请带来较多竞争，竞争申请的时候，提供的资料要足够让参与评审的科学家能根据科学优劣进行判断。

当然，这是机制改变。如果从体制上考虑改变，可以将项目形式的科学经费交给管理项目比较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这样改可能导致有些部门，如科技部基础司，不 太管项目。但这并非使科技部基础司无事可做。比如，基础司主管“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自然科学基金委没有的一项，如果能合理地、较好地管理， 可以增加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做好、做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