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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上为中国说话的美国人

最近,在《科学》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的自我批评,一篇是美国人为中国说话。

两者相辅相成,说明中国的自省,而美国人也不是一味不讲道理地贬低中国。

自省和自信

曾几何时,国内强调不能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不好。现在,虽然不这样强调,但也未完全绝迹。

比如,2010年9月3日,施一公和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了我国科学经费分配在体制和文化上的问题。在获得普遍的认同中,还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家丑外扬、甚至指责说是挟洋自重。

有这种观点可能是其他原因,也可能是自卑感没有消除,因为觉得外国人不一样,和他们说话就是求他们。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和这些无关,我们在外国人面前没有自卑的感觉,所以一般讨论而已,并不求助于他们。

我读《科学》三十多年。美国科学家民间团体主办的《科学》和英国民办公司出版的《自然》一样,在科学论文以外也报道科技界的新闻、政策、讨论等等。我和其他长期读者一样习以为常地读《科学》上发表的各种不同观点。

我和施一公在国外做过十几年的老师,早已不觉得外国科学家高我们一等,而多年习惯于平等交往外国教授。

我自己在国外期间至少两次公开批评过国外同行,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拥有3万多会员的神经科学学会。而且两次我都促成《科学》报道,使之有点影响。

《科学》经常邀请一些人写社评。最近几个月,印度教授、俄国研究员、德国科学和研究部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都发表过文章。从1995年11月17日起,我国的周光召、朱丽兰、路甬祥、江泽民、白春礼、陈竺、温家宝等都发表过文章。温家宝总理曾在《科学》访谈中对三鹿奶粉事件表示遗憾。也就是说中国并非在国外科学界的杂志上做宣传而能够自我反省,这是中国的进步。

所以,在中国进步了的今天,重新用“在外刊发表文章”来指责我们,假设我们没有出国过,也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以为现在不是2010年而是1970年。何况两位做过外国人老师的人,不可能以外国人为高明。

好像将近一年前,《科学》主编、著名生物化学家BruceAlberts邀我们写社评时,我们自然想怎么在一篇短文中一事一议。我们觉得在国外看起来中国发展很快的时候,说点问题,反而是自省和自信,文章就是说:我们也有问题,有些问题还不小。文章也表示虽然有困难,但是明确相信我们应该能改善。

如果我们的《科学》文章没有可读内容、或者一味兴高采烈,国外的朋友、同事看了反倒要觉得我们是不是头脑发热、是不是自吹自擂、是不是没有自省地搞propaganda,那才会被瞧不起。

自省不会被瞧不起、也不会抹黑中国。自省是自信的表现。明确相信能改,是自强的表现。

客观的反批评

美国人在《科学》上为中国说话,是2010年12月17日。

国外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人口政策。一些没有自信心的华人,也人云亦云。中国的一胎政策,有争议很自然。但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笨、或者中国没人性。如何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Nathans教授发表的读者来信,批评《科学》不久前一篇文章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负面评论。他指出,中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国的计划可能有问题,但是中国非常有勇气,试图减低人口过多,为我们的子孙留下可生活的空间。

Nathans教授是神经生物学家。1978年,他父亲DanielNathans因为对分子生物学的重要工具(限制性内切酶发现者之一),获得诺贝尔奖。

JeremyNathans自己的工作也接近诺贝尔奖程度。小Nathans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于198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念研究生期间做出。

一般现在中学一般都教视觉的三原色学说,在生物学上,基本内容是:人可以看到颜色,是因为眼睛里的视网膜上有三种感受颜色的细胞,分别感受红、绿、蓝。其他的颜色是因为对这三种色觉细胞激活的不同组合而造成。

Nathans在斯坦福大学时,拿到了感受不同色觉的三种受体分子的基因。它们分别表达在三种色觉感受细胞中,和视黄醛一道,分别参与对红绿蓝的感受。

Nathans的发现,将色觉研究推进到分子水平,是神经生物学的重要进展,也对于色盲以及其他视网膜疾病的基因诊断奠定了基础。

他的论文于1986年发表于《科学》。

虽然《科学》是Nathans在科学上成名的刊物,但是,显然他也读其中的其他政策性文章,而且还发表意见。

所以,在《科学》发表不同意见,在国际上,是科学家和学者们自在交流、平等讨论、有所争论的正常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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