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到美国念研究生的第一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生Ron Vale创历史记录：一年发表四篇第一作者的《细胞》论文。这一记录迄今无人企及，但那时我哪里知道，只知道自己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很大。

   这差距，不仅是文章，而是科学发现，他发现kinesin蛋白，动蛋白，在细胞内运输物质。这一工作，实际可能获得诺奖。

   Ron本来是年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双博士，他的研究太好了，不继续医学博士部分，就按哲学博士任教了。

   他在斯坦福和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之间，1986年挑选来UCSF，也就是我的老师。我也崇拜有加，1987年请他担任我的论文委员会主席。UCSF规定自己的导师不能担任主席。

也就是说，我一年级的时候，他的科学震惊生物学界。我24岁，研究生二年级，他27岁，成为我们学校的老师。

   我一点没有感到阴影，只觉得美国学生厉害，自己理应学习。

   我到哈佛做博士后，导师也是26岁任教的。但他比我大9岁，我在他实验室的感觉主要来自两位其他的博士后，都稍微比我大一点。

   一位博士后是冯诺依曼的外孙，而且他本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发现PI3K，一个著名的酶。

   另一位博士后的父亲是哈佛1970年代化学系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这位博士后的哥哥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Ken Wilson）。他还说自己的哥哥不够聪明。他自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本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硕士（而且是前三名），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博士。

   我也没有感到阴影，只是觉得自己受激励，应该努力学习。

   我到很后来才意识到，对于先进，我不仅不会妒忌，不仅不会有阴影，而且很尊重并愿意学习，原因可能是我的母亲：她经常讲我哥哥的故事。哥哥大我八岁，跟外婆外公长大，母亲经常讲哥哥，要我学习，我非常接受。这样一个背景，可能与后来在巨大冲击时，能够学习，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