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外公有很多女儿，两个儿子。

 

外公是长子。

外公的父亲是江西省奉新县颇有名气的才子，18岁中举，后京师大学堂，家住南昌，在赣州工作，但经济状况一般。外婆的父亲可能是奉新县当时比较突出的财主（从凌晨去米店学徒到自己成为米店老板，也有农田）。外公外婆是当时典型的结合模式之一。

 

外公与其父亲一样寡言少语。小时候大家还在吃饭，他可以先到一旁拿起德文书看起来。他不仅继承了少说的基因，而且经常过分礼让，满足其他人不讲道理地要求而帮忙（例如专业不同的工作岗位，他也同意互换，对方是他的“好朋友”，称分配给我的专业我学不会，反正你厉害容易再学会，你转专业教书，我不转。无论家人如何指出这不公平，外公也同意）。这一基因/品行遗传到我的四舅，有过之而无不及，平时不说什么，但观察其他人需要什么，赶紧帮忙，忙完又“退居二线”。

 

1977年底，外公曾到南昌开会，因为那时已经开始高考复习，可能看过我复习的情况，回武汉路上，外公给我写了一个解题方法，我一直保留，从南昌带到上海，上海到旧金山，旧金山到波士顿，波士顿到圣路易斯，圣路易斯到芝加哥，芝加哥到北京。

1978年初，二姨妈和姨夫辅导我功课期间，有一、两个星期是外公与我独处，一道到食堂打饭，那是听他说话最多的几天，主要是他发表感慨。

 

外婆对一家影响很大，也非常好。外公的母亲不能算好的婆婆、恐怕也不能算最佳母亲。而外婆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非常好。外公在上海读同济大学机电系，是外婆家供的，而且还与一位同学共有一辆小汽车，在1930年代的上海。外婆的嫁妆供养了一家九口十几二十年。外婆抚养、教育孩子非常好，全家七兄妹和和美美，团结互助。七个生存下来的孩子全部读了大学（两个女婿念了研究生），最小的外孙小时候也是外婆带的，小学移民美国后，本科期间3年就完成了斯坦福大学的毕业要求。

 

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太外公有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后来读北京大学。外孙是六十年代的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

 

长子长孙是我的大舅。1950年入学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专业与屠呦呦一样，好像是高屠老师一班。

家人建议他读医学院，大舅怕上解剖课，躲到药学院，结果没能躲过解剖。

他毕业时北京大学医学院再次独立为北京医学院。他后来长期在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工作。我在上海念研究生的两年，周末大多是自行车沿对角线从上海的西南到东北，听舅舅讲人生哲理。他的文字非常好，可惜当时无发挥之处。如果现在还在，可以用于教育我，那么我的中文也许可以不永远停留在小学五年级程度。

二舅与大舅不同，强于理工科，1951年考上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理论上考上了清华大学，但被同学揭发，那时不允许转学，所以仍然毕业于北方交大。留校几年后，对社会没有兴趣的二舅被发动后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是很好区别”为第一罪状获得了朱镕基总理当年也共享的称号，但没有朱总理那样的上级保护，下放铁道、农场、外地铁路局几十年。喜欢文科、相对有很多观点的大舅无事，而小学听父亲闲谈就对相对论感兴趣、对社会一辈子没有兴趣、沉默寡言的二舅获得称号和待遇，令很多人长期不解。但二舅又基本从来不说北方交大的情况，所以难以揣测，至少我十几岁问他的时候问不出来。（二舅与外公下围棋）

三舅是我家的智力高峰。他小我母亲两岁，5岁就随姐姐上学而且同班。我母亲一直觉得自己不聪明，我后来安慰说莫扎特的姐姐也倒霉，她可能是百年难遇的音乐天才，可是同台演出的是千年难遇的弟弟。（当然，这也许夸张。）

 

三舅是1953年江西高考第一名，入学北大物理系无线电专业，五年每一门专业课都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