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

 

二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一 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

 

摘要：在中国积极制订科技规划的时刻，会发现中国在科学管理体制上和实质支持上明显滞后于中国本身经济发展。中国的技术计划经验延伸用于计划科学课题，未从计划经济的观念解放出来。现存体制使中国科学管理成本高于科学先行国家，行政对学术太多影响。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应建立稳定的、有效率、且公平的体制，而不宜具体计划科学课题；要切实使科学成为火车头的一个主要部分，使科学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长期发展。建立健全的科技体制，对中国长远的意义远大于确立具体课题和项目。

 

这里讨论科学规划，其中有些对技术适用、有些不适用。近年中国科学从体制到成果都有显著进步。我曾以生命科学为例，用事实来说明过这些进步，同时也稍谈到中国科学还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希望在回顾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说明：中国为什么还必须对科学体制有根本的改革。国家中长期规划提供的机会，与其用来具体规划课题，不如用来改变体制中的重大和长远问题。在国家科学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具体计划课题、而不改变体制，有本末倒置的效果，也可能延误一次改革中国科学体制的时机。

 

国家科学规划基点应该是管林不管树

 

科学和技术的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对技术也许国家有时候可以计划方向和项目。对科学，首先要明确：国家可以规划“林区”、而不宜具体种“树”。

 

中国科技史上成功经验(主要是“两弹一星”)是对技术的计划，不是对科学的计划，这常被主张计划者所忽略。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规划”中在计划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是技术部分，科学当时有发展,但主要并非计划课题的结果。中国现在为制订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邀请的外国专家(包括管理人员)，也明确表示不能计划科学。这个观点通常被认为不利于邀请专家的部门用来争取国家作计划时支持该部门，所以不被确切地反映到更高的决策者。

 

国家的对科学的“林”区规划，主要是体制和经费。科学的方向和课题都属于“树”，常规不应该由国家来计划。对于科学，国家不应该计划课题。因为科学的前沿性和未知性，国家常规计划方向，也是危险性很大的。中国已经有教训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而中国迄今科学体制改革不够，使科学体制和计划经济还很近。中国在科学管理时常常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国家层面和一些行政部门越位直接管科学方向甚至课题，而对国家应该起的作用，如体制改革和经费管理，却不够力度，出现了国家对科学“管树不管林”的明显弊病。

 

国家可以规划好体制、创造环境、提供经费，让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和国内外同行竞争，产出对人类有价值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成果。多年来国际科学的历史证明：原则上，国家是不能计划课题、常归也不能计划方向的。因为科学的真正前沿和最激动人心的突破，不是靠计划可以得来的。科学前沿最重大的发现不是一般人可以预计和计划的，这些发现带动新的技术和产业，为人类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推动和新机会。70年代美国政府对癌症的宣战，但是因为攻克癌症没有足够科学基础，所以也就不可能象技术计划一样有圆满的答案。而新型的生物技术产业，却是由没有计划的科学发现而带动后在70年代创立。所以从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看来，科学不可由国家来计划。

从管理经验来看，科学也不能计划。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脱胎于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19世纪创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LMB创立以前，卡文迪许实验室有5人获得过4次诺贝尔物理奖。1947年佩鲁兹（Max Perutz）创立LMB后，它有12人7次获得生物和化学诺贝尔奖（包括开辟分子生物学理论、多个奠定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基础的技术发明）。LMB由很少成员逐步发展成一个研究所，其创始人和多年领导者佩鲁兹不仅自己的研究得了诺贝尔奖、而且通过选择和鼓励其他科学家而对整个LMB有很大的影响。他也常为英国科学做评审和管理咨询。如果从可以对科学进行计划的观点推理，佩鲁兹应该最适合总结如何进行科学计划。可是,佩鲁兹明确地写道：科学发现是不能计划的。如果佩鲁兹以他60多年领导世界上最成功的研究所的体会还说科学不能计划，那么其他人更没有能力在国家层面对科学进行计划。国家要起的作用是创造环境让佩鲁兹这样的人在中国本土出现和成长。

 

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法莫施（Harold Varmus），当他从科学前沿一步转换到全国生物医学领袖职位、领导年经费2百多亿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以后，也从来不推行科学课题或者方向的计划，而是成功地提高国家科学经费、同时推出改善全国生物医学经费评审的措施、整顿院内研究人员评估规则。简而言之，如果领导大学内部一个研究机构的英国科学家佩鲁兹，和一个领导全国大型机构的美国科学家法莫施都不推行计划科学，没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有许多人才可以在国家层面计划科学的课题或者科学的方向。顺带说明：法莫施任上完成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和60年代的登月计划一样，是技术计划而不是科学计划。NIH新院长最近推出所谓Roadmap，也是技术和几个大体要鼓励的方面,而不是具体课题计划，另外新院长需要推出新Roadmap的一个原因是他给向国会和大众一个支持NIH的新理由，为了同时能符合科学规律，其中也是大体框架，而不是具体课题。

 

如果计划经济不行，计划科学就更加不行。经济里基本是生产要满足人的需求，一般人（更不用说专业研究经济的人）总以为自己大概知道人民的需求，所以如果简单地想，经济好像是可以计划的。可是各国历史都证明计划经济没有生命力。中国也走出了计划经济的框架。而科学本身就有前沿的不确定性，多数人对科学前沿的突破方位、时机和途径也不清楚;要国家来计划就更不明智。某个科学家可以大胆创新某个课题，他个人和少数几个人探讨是可以的:他们对了会有利国家，他们错了主要是他们少数几个人失败、而国家损失有限。国家层面不能创造性地计划科学课题或科学方向，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但是如果国家都做保险系数大的计划、那也就必将是科学界最常识的东西，这样的计划对科学没有指导意义、计划过程本身就成了浪费时间。科学是不可能由任何人（行政人员或者科学家）的计划来产生的，这本是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我们重新读一遍中国从五十年代到最近的规划，其中科学部分常是重复空洞的大标题。中国“两弹一星”等大规模项目成功，本来是技术计划和军事的特殊要求，而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合一的管理体制，使中国有一些人误认为那些是科学计划成功的例子。行政人员热衷于组织大规模的科学项目，而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对于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改善科学管理体制、创造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上面去。

 

国家计划过分强调具体化大课题的副作用

 

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准备具体支持十个（或二十个）重大课题。其中相比不仅有技术、而也会有科学的课题。据信，规模都在几十到上百亿。国家具体计划这么大规模的科学课题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常规不是经常有大课题的，而这样计划可以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从国际上看，物理科学有时有过大课题，例如那些需要大型加速器的物理研究。生命科学也偶尔有过大课题，如基因组测序。但是，常规的科学是小课题。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绝大多数也是小的科学课题研究的结果。大课题在某些时候是对国际必需的，有时对某个国家是重要的。但通常，大课题提供的是通用信息和技术平台，而不是国家特有的需要。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是美国三大基因测序中心之一，多次获得专做几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中心的成果，对我们学校没有特殊的帮助，我们基本是和全国、全世界有关科学家一起共享其成果。

 

不是说中国一定不要做大科学课题。但是中国要不要做大科学课题，做多少，本身都需要严肃的、认真的讨论。在中国科学总体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大课题比率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的情况，肯定也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国家计划就要具体落实大课题，这就越过了对是否支持大课题的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等于已经在行政层面决定了要支持大课题，留给科学家讨论的不过是具体支持哪个大课题。

 

既然国家喜好大题目，那么科学家就可能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坚持原则，不参与。这样的科学家冒着可能逐渐在中国被边缘化的危险。第二种是妥协。即不完全做不切实际的大科学、但仍加入目前体制。一个常见办法是将许多的小科学课题、在名义上整合成一个巨大的课题。这样可以向国家争取大的经费、也许有时可以让领导高兴，同时直接是支持了原来许多科学家的小课题。国家973的课题大部分就是这样的。实际科学多数并没有整合，因为科学不是靠组织就能随意“整合”的。现在面对国家中长期规划要有更大课题的机会，中国科学家就会组织比973项目大几十到两百倍的项目。第三种科学家在国家科学规划精神的鼓舞下，就可能故意找大题目、甚至不惜小题大做，本来是小课题可以解决或者应该先做的课题，一上阵就是巨大的题目。这样有些科学价值有限或者极小的，中国却可能给很多经费。

 

国家规划的方式确定大课题还有一个弊端。本来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评审专家从多个竞争课题中挑选尽量好的。大课题无法进行公平竞争。中国目前科学界总量还相当小。估计生物医学的实际总研究能力不超过华盛顿大学，最多不超过两个华盛顿大学的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课题常用了某个专业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科学家的情况。这样他们也就不竞争，而评估他们的都不是专家。即使有个别专家没有参与某个课题，因为考虑到下次自己的机会，也不能公平。这样，形成大课题不是竞争，大课题组织者的重点不是如何做出优秀的科学，而是如果协调人的关系。这样的课题也就不太可能全力为科学、为国家真正的大局和利益。这个弊端和中国已有其它大课题相似，但是如果中长期规划的具体课题规模比已有的还大几十到上百倍，那么问题可能更大。

 

在国家规划大课题的精神推动下，中国科技界已经开始有说法：以后鉴别贡献是看谁能发起和领导经费大的课题，而不是课题出什么成果。领导大经费的课题不仅是领导才能、而且体现了科学家为国为民牺牲自己发科学论文的优秀品德。如果课题是必需，而且真有成果，那么不发论文或者少发论文，确实是舍己为人。可是，这样的精神，也可能成为只要申请到经费，越多越好，巨大经费的课题就可能不要经过真正的检验也可以过关。小科学课题通常最容易的检验是在国际上发表同行评价的论文。虽然这种评价是有限的，但是也不是可以随便蒙混过关的。而中国在鉴定、评估大课题是有一套做法的，这就是有主管部门邀请国内人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本身大课题就包涵了国内一个行业许多人，而主管部门又绝对不希望说自己管的经费被浪费了，越是大的经费，主管部门越不能接受浪费的结论。所以这样的评估，不用进行就知道结果。科学家之间，如果这次没有在某个课题，下次可能在，所以严格认真的也很少。这些事情，上下心里都有数。所以评估是没有意义的，也就使有些人很热衷搞大课题。

 

公开说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有特殊见解。我相信从中国部委一级领导、科学家到研究生都有人认识到：大科学课题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反对？学生发言没有人听，而部委领导和科学家多半因为自身利益无法向国家领导人表明意见。一个部委领导如果说不同意大科学课题。冒的风险至少有两个：如果国家领导不被说服、这个部委领导就可能让国家领导不高兴；如果其他部委热烈支持大科学，国家可能将支持给其它部委，而不给或少给提出正确意见的部委。被领导咨询的科学家，人数和频率都很少。在机会很少的情况下，中国科学家被偶尔咨询的时候，也就多半为自己利益说话，而不是为国家利益说话。在知道国家准备支持大型科学课题的情况下，同样不愿意说出真实想法。而容易“顺其自然”，而这个“自然”，不是科学发展的自然，而是中国官本位没有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

 

我不是说某个时间、或者某个特定的国家领导故意设计或者维持不良的科学体制。而是说，这种体制在最初五十年代建立的时候有当时的一定合理性，但是是临时的、本来不应该是经常性的体制。50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体制膨大到很多人都不记得当初国家科委本身是为了做科技规划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实际上，如果国家领导能仔细地研究，并能健全制度可以获得良好的专家咨询，可以听得出于公心的意见，是有可能对中国科学体制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造。中国科技体制还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不是某个部委能改变的。国家领导如果能建立健全的科技体制，对中国长远的意义要远大于具体课题和项目的确立。

 

中国科技界出现学风问题和好大喜功的毛病，有些人是本身素质差，以南郭的身份在中国科学界不健全的体制下蒙混。有些人如果在好的体制和压力下，本可以多做有真正价值工作，但是在不良体制和风气影响下却会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价值不多和有副作用的项目。少数能坚持原则的人，却有被排斥在中国科技界主流以外的危险。因为体制本身的问题，简化庸俗科学、好大喜功等问题就不能解决。因为非学术原因而喜好大课题，也派生讲科学报告时喜好讲大题目。在美国这样有很多专家的地方，都是讲具体的，很少人做报告预测21世纪科学、畅想某个学科未来。

 

国家对科学支持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视之为火车头而不是后车厢

 

二战以后对美国科技发展起了重要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布什（Vannevar Bush）,技术出身而且长年对政府和管理有影响，他强调对科学不是计划、而是增加支持使国家能不断进入新的前沿。他认为，如果以前人类发展是靠开拓物质的边疆，那么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智力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简单的道理是,科学经费总体应该由科学界以外的领导根据国家情况决定, 但是科学界可以提出理由,最后决定权不在科学界。这和科学课题常规正好不同。

 

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于西方以后这一百多年来，从舆论和口号上看，对科学的重要性不可谓不重视。有几届政府也对科学有行动，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可是如果仔细比较中外对科学的实质支持，又会看到：视学术为多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人民、历届政府和舆论对技术很崇拜和支持，但并没有以科学为国家经济发展先导力量的现代思想，具体到对科学的实质支持时，中国多届政府持国库有富余才可以做科学的观念，这也许是老式家庭根深蒂固的钱多才可读书观点之翻版，没有完全理解科学对于现代国家的根本意义。我直接接触过的一位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而又是科技决策层助手的人，到2002年还很认真地说：中国做科学是国家钱多了,让陈景润那样的人玩玩。如果这样观点的人直接有决策权（这个可能性不小），中国科学还有得担忧了。

 

上世纪初几十年，中国基础太差，谈不上科学规划，只能以引入近、现代教育，培养科学人才为主。五十年代科技规划时有过以科学为动力的提法，其后还是以科学为附属。八十年代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国家领导对科学理解却不够，甚至说对中国科学院的投入还不如丢到水里的钱可以冒泡。以后两届政府在科学投入上增加了，特别是近年的知识创新计划使中国科学出现新气象。不过认为经济发展了有结余才用于科学的观念没有彻底改变，基本方针还不能说是支持科学让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我们如果比较美国和中国对非国防科学的支持，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理念是不同的。这里以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为例，相信对其它科学也是一样。生物医学是和人民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关系的科学。美国对生物医学的科学研究（不包括临床医疗服务）支持有几个渠道，国家层面主要的一个是国立健康研究院（NIH）。我们如果看美国过去60年来对NIH的支持，同时对比美国当年的总体经济指标GDP，就会发现：美国对科学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是先导于经济发展、在一般时期是齐头并进。

 

1938年，NIH年度经费是46万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百万分之五。1957年，NIH的年经费是1亿4千7百万美元，占GDP的万分之三，这是战后资源分配极大的改变，和1938年相比，生物医学在美国国家资源的占有比率提高了将近一百倍。苏联卫星上天后，刺激了美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全面和大力的投入，而且不是只应付航天和军事方面，NIH这样的科学机构投入也大量增加，到1967 年其经费首次超过10亿美元，占GDP的千分之一点三，比率较57年增加4倍。1975年，NIH经费跨过20亿美元，GDP的比率维持在千分之一点三。1993年NIH经费跨过 1百亿美元，占GDP的比率千分之一点六。2002年跨过2百亿美元，占GDP的千分之二点二，2003年 达到2百71亿多美元，占预计GDP的千分之二点五。这些数据看到在美国总体经济还比较小的时候，国家对科学的资源分配提高程度是大大高于其它方面。在国家总体经济比较大以后，科学绝对投入量不断增加。占GDP比率要么维持恒定要么增加。

 

再看科学投资对美国发展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创立于英国，但其蓬勃发展主要在美国。到七十年代重组DNA技术在美国发明，生物技术产业也就首先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现代产业随之兴起于美国并茁壮成长，而且使传统药物工业成为生物药业,并改造了传统农业。迄今生物技术在现代经济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它在美国的诞生，和美国五十年前的先导支持及以后持之以恒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除了发展经济以外，对NIH的支持还导致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人群健康的改善对国家经济还有不容易计算的贡献（比如，减少个人生病时间可以增加人的生产率）。

 

迄今为止，中国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处理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关系。中国总体GDP已经在1994年超过美国1967年GDP。为了比较方便，还是以生物医学科学为例，中国目前对生物医学的支持不到美国1967年的水平。如果中国立即改善对生物医学的支持，使中国对生物医学的支持达到美国1967年的水平，相对于中国GDP增长来说，也已经滞后十年。如果不迅速改善，照目前速度,，中国生物医学很可能滞后自己的经济发展20年。这样中国给人的印象是，无论在口头上中国如何说科学重要，实际上，中国的行动是认为科学是经济发展的后车厢中一节,而不是引擎的一部分。这样也容易理解具体到国家经费决策部门，对科学部门的态度是居高临下：有了钱分给你们一点。而不是说中国要持续发展需要科学界出力推动下一步发展。

 

美国最初对生物医学的支持，并不是有任何人或者国家机构可以计划新的产业形成，没有人在五、六十年代能预计七十年代生物技术产业会诞生。对生物医学的支持理由一部分是人类健康的需要、一部分是对科学研究的信心。国家提供的是经费和管理体制，让科学界竞争，产生当时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中国对科学整体支持低，造成中国科学力量薄弱。目前中国生物医学有效的活跃研究力量全部加起来，很可能小于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力量有一定水平和规模，才能多年不仅基础研究有成效，而且产生重要的应用成果。以前药理系主任尼德曼到药厂任副总裁后，1999年推出世界上销量很大的新型抗炎药Celebrex(2002年销售31亿美元)，基础是他当年在学校由NIH支持的研究；现在学校研究干细胞做治疗，有更多的人做发育生物学的基础；开创用正电子扫描做脑研究和疾病诊断 ，是有一个庞大的放射科为基础；我们学校基因测序中心比美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总体测序能力都大，是有以一个强的遗传学系和曾经做过线虫的系主任为基础。我们一个学校要长期不断出成果，国家特别是NIH多年强有力支持是必要的条件。

 

中国教育水平不能提高，目前主要是因为高校水平不高形成一个瓶颈，而高校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别最重要的就是科学。中国已经开始对高校增加投入，甚至提出要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没有科学的提高，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中国维持目前趋势，在10到20年内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可能性很小。

 

中国在整体科学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想解决重要的问题，自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中国对结构生物学支持不足时，希望合理设计现代新药，这和要求从三层楼开始建造大厦没有多大差别。SARS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赶快找出病原、提出治疗方法。因为中国找错了病原，有不满和叹息。实际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对病原和治疗的现代方法，中国极少是自己找到的，中国迄今以来找到最重要病原的科学家汤飞凡在发现沙眼的病原后不久因为政治原因于58年自杀。他1950年在北京组建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多年来整体生物医学资源稀少，有急病发生时要求马上有成果，无异于缘木求鱼。SARS发生后，局部增加投入到疾病控制中心、而没有跟进对微生物学的支持，这样还是治标不治本。不用说中国还有其它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疾患没有解决，就是再发生几个传染病，中国找出病原的可能仍然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通过这些教训而采取了根本的、积极提前的措施，而只是取得了跟在危机后面的、被动的经验。这和中国将科学作为后车厢的思路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根本改变视科学为后车厢的思想观念，真正体现要让科学做火车头的重要部分，国家对科学投入的态度就不是施舍、而是愿望。国家对科学的支持首先要改变滞后自己经济发展多年的现状，尽快达到和GDP增加形成良性互动:携手并进或者在适当时候对科学的支持还要超前于GDP增加。

 

反对中国加大支持科学的人，有几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科学对经济作用小、技术作用大。可是美国对科学的大力支持，不是美国人对知识有特别的天然爱好，国家对科学支持原因是因为科学是技术的源泉、是现代经济的先导。英国这样一个只有6千万人口、国土面积稍大于福建省、资源不多的国家，却有稍高于中国全国的GDP，也是和它多年的科学领先分不开。日本曾长期偏好技术，可是在近年经济停滞期间，却大力增加对科学的投入，不是因为日本国家经费过剩、而是认识到科学对现代经济的推动。新加坡这样GDP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最近在生命科学的投资也远高于中国，不是新加坡的当政华裔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远高于中国本土的人，而是希望能以科学带动技术和产业。

 

一种反对中国加强科学观点是：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不能有很快反馈。这种针对基础研究而否定整体科学本来就不对。加强科学当然包括加强应用科学。国家可以大体对基础和应用的比例有相当影响，而且可以因为国家突发性事件适当时候调整应用研究。但是,有些学科的基础和应用是连续体,不容易分开,比如做红细胞生成素始于基础研究，但不久就成为应用上最有效果的一个药物，并且长期有经济效益(十几年维持十亿美元的年销售量,去年达四十亿美元)。否定基础研究的人实际是寄希望于美国做基础研究,而中国却能很快做应用研究。一般情况下，如果有应用价值,做基础的研究小组中很容易有一部分人会做应用研究。应用成果的苹果掉到离基础研究的大树很远的情况是不多的。作为中国的国家政策，不能依赖国际上的研究人员常忽略应用前景。作为个例，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至少在生物医药领域，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

 

一种反对中国大力发展科学观点是：中国有许多人、特别是农民，所以中国需要发展人口密集的行业，而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人口密集产业”。照这样的观点，中国不仅现在、而且在很长时间都不用重视科学。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讲“中国国情”的论点，实际已经被中国和外国实践检验证明是不对的。科学和其带动的技术和产业向人口密集产业的价值转移，才是人口密集产业所依赖的。长期历史上，人口最密集的是农业。事实证明，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不能永远靠农业来解决人口就业。六七十年代青年下放农村，好像解决一时缓解了就业问题、是一剂人口密集产业的“良方”，实际上是不顾经济规律、而且被证明负作用为主的低能主意。中国农业并不需要所有目前还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这已经是多年存在的问题。科学带动的技术和新产业不仅是直接解决高科技人员的就业，而且高科技产业的价值转移才使其他人群的经济利益得到大大提高。在美国从事人口密集的服务业的人比在中国有更高的收入，不是因为他们的服务更好(比如美国餐馆的食物就不一定比中国的好);他们收入更高是因为他们服务的人群生活水平更高，而美国过去整体经济提高直接是由科技推动的。科学带动技术提高产业的价值，在经济上转移到其他人员包括服务和管理人员、建筑业和医疗保健业。同样日本这样一个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的国家，解决这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靠的也是高技术产业使全社会得益，也包括所有不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台湾经济起飞，也是高科技产业带动提高其它非科技产业的价值，使全体人民得益。推动科学、带动技术，是世界各地近现代史所证明的有效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在现代或将来出现天才设计的、大家接受的新道路以前，选择经过检验的道路更加稳妥:由科学来带领经济发展这样一条稳妥的道路，是多个国家证明过的。

 

一种反对中国加强科学观点是：中国目前还有生活贫困的人，所以加强科学要等贫困解决了再说。诚然，科学投入和日常生活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用这种煽情性的说法是不对的，至少是片面的。科学投入和整体经济能力的关系是复杂的，用这种简单说法来否定要加强科学本身就可能延缓经济发展，从而延缓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何况，也不难推广这个说法到其它时代和其它国家，而看出其荒谬性。如果简单用这个说法，那么：中国在二十年代就不用办大学,因为那时多数人连小学也上不起;美国在四、五十年代也不用增加科学投入,因为有许多退伍军人需要就业,而他们绝大多数并不从事科学工作;这种说法再推几千年前,那也可以被用来否定发明文字的人(是否投入资源给他们写字、教字)。而事实上,中国二十年代的大学是以后许多年代发展的基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增加科学投入是美国迄今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文字是否被支持和推广、对一个民族的作用再也明显不过了。

 

国家对科学的支持，反馈到国家有快有慢。快的数年之内见效，容易被接受。对国家决策者来说，有一部分做出的对科学支持、其结果在决策者任上不能显示。事实上，也正因为这样，有许多短视的决策者不愿支持科学。不过，从国家历史来讲，是只看重在任上就彰显的业绩？还是对国家发展高瞻远瞩，也看重为人民建立有历史功绩的、可以流传子孙的业绩？也许对这两个不同方式的选择是历史和人民评价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标准。

 

国家规划可以着重根本改变体制现存的严重弊端

 

中国科学体制还有严重弊端，有些问题是根本的，不是任何部委分别可以解决而需要国家层面来解决的。国家规划也许应该多用精力来理清思路、协调各部委不能解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规范，极大地改善中国的科学环境，使中国的科学能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

 

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经费管理体系。建立合理、有效、尽量公平的科学评审和经费管理体系，可以提纲携领带动整体改革。国家层面主导经费管理体系，确立竞争和评审原则。各研究机构、学校因为要适应国家体系而自己也要改革跟上国家体系的步伐。科学研究人员看到真的科学、优秀的科学是他们生涯最主要的希望，从而会集中精力竞争做好科学，创造对人类、对国家有意义的产物。对于中国已有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应该更多支持。

 

目前管理体系中科学经费“政出多门”使中国科学管理无法全面安排。而且标准无法统一。除了和科学有关的部委以外，其它部委包括计划、财务的部委也不时可以对某些科学项目感兴趣，不规范地、不经过合理评估地发放经费。这样的做法，干扰国家规划，也扰乱科学家工作。因为这些部门的经费不是正规固定的，即使邀请专家评价，因为专家觉得这是临时的经费，所以评价不认真、走过场。非科学管理部门的单项经费额度有时比科学管理部门的还多，造成大经费额而评审严格程度远不如小额经费的情况。也助长一些科学工作者不以科学为重，而是费尽心思以科学为幌子去争取资金,腐蚀了科学界。

 

中国目前科学管理体系，行政严重地干扰科学。一个有效率的体制，应该是行政和后勤人员全面支持和服务于前沿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使科学家能感觉不到行政和后勤人员的存在，全力以赴专心工作，这样才能最好地有科学发现气氛、也使国家的经费最好地被应用。但是，目前行政领导和财务领导不是起支持和后勤作用，而是常常越权管理科学课题、干扰科学家工作。重要的科学课题评审不是由前沿科学家主导，而是由行政、甚至有时财务部门来主导。行政领导如果看重学术，那是该部门科学的运气，而实际上使科学走偏的现象常常发生，这是中国体制使然。因为不具体在科学前沿活跃的人参与科学课题和方向决策，本身受非学术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常见的是，非专家对某学科的理解是受媒体的通俗介绍所影响，然后用这样隔靴搔痒的知识反过来在“科学计划”的旗帜下影响中国做什么样的科学。这样，美国靠前沿科学家互相判断课题和方向合理性，而中国的科学家还要考虑三层间接的情况，即非专家通过美国和中国两层媒体吸收来的知识水平，这样来判断什么样的课题会得到上级支持。这样，中国科学因为体制缺陷，人为地引入了媒体做指导，干扰了科研方向，增大了科研成本。

 

中国目前体系一般行政人员权力过大，造成在中国科学经费总体远低于美国的背景下，中国科学经费分配过程的成本却远高于美国的现状。在美国相应的一般行政人员，不过是给专家推纸（将公文从一张桌子旅行到另外一张桌子），没有任何影响力和决策权。这样美国虽然工资高，而其科学管理成本却比中国低。在中国，同样的科学管理任务赋予行政人员权力太大。比如，本来由专家决定的评审委员会名单，在中国相当低级的行政人员却能有影响力。在目前社会风气下，有相当多的（特别是在北京的）中下级行政人员在给国家科学领域办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私利。久而久之，有些人的态度俨然以为自己是将经费施舍给科学家，而忘记了这些经费是中国人民用来发展科学、推动国家科学进步的经费、中下级行政人员应该是科学工作的服务人员而不是科学家的恩人。

 

如果希望科学健康发展，国家应该制订政策和法规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目前体制不仅受贿不能杜绝，而且体制性助长行政人员夺科学研究经费为私人收入。这个现象在北京特别严重。有些管理科学经费的部门和人员，同时自己或者自己的直系亲属开私人公司，名义上是服务科学人员的采购，实际上是规定该部门拨给科学机构的经费在采购仪器试剂时，一定要通过这样的公司。这等于是行政人员私人收国家机构的税。用古代语言形容：那就是强盗拦路抢劫。抢劫时明火执仗、手持公文说是官府规定让他可以抢劫。中国农民肯定不会知道强盗最多的是北京、不过抢的方式和对象不同。这样的现象使许多人包括老院士到新教授都得忍气吞声、有些人甚至习以为常了。国家应该制订规章彻底取缔这些机构，至少使他们回归辅助和服务地位、而不是盘剥地位。

 

中国体制需要明确将国家科学机构和私人公司分开。目前体制没有制止这样公私不分的情况。这样助长产生了一些国有科技机构和私人公司两个名称、一套人马的现象。这不仅在经济上可能出现“混帐”的情况，而且即不利于科学发展、也不利于企业发展。比如作为科学机构，它可以申请国家的研究经费，但是这样的经费如果和企业账目混在一起，企业可以从国家科研经费“得利”，这样它不一定要开发能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不一定要走向市场，因为只要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就可以“盈利”和“分红”。企业也就可以失去为市场的动力、不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这样的科研机构同时也不向科研负责:它可以强调本身目的不是发表论文,就不接受科学评审。也就造成市场和科技两方面都不能监督的局面。所以,中国需要制订新的制度，使科研机构和私人企业明确分开，这样国家支持科学，科学研究产生的技术或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可以由企业买专利后开发、推向市场，但是企业要经受市场考验、不能用科学机构的科研经费。这样才有利于科学、企业良性发展。

 

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放过农村，在那里开始上学到四年级，近年我也去过。农民们辛辛苦苦一年的结果很有限。不是说每个科学家都要做惊天动地的科学研究，但用相当于几千个农民一年全年收入的经费去做缺乏科学意义的工作时，就有问题。不是说不能有大的科学课题，不过，如果这个体制不时出现一些主要为了好大喜功而制造出来的课题，我们应该想到其成本够几万个农民生活好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心驱使我们提出中国科学管理体制尽快根本改变。中国的科学体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达到完美境界，但现在有条件、是时机应该重大变革了，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过去几代科学家和真正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先辈领导前赴后继的努力。

 

花时间写这样的文字，有没有效果都怕。没有任何效果的话，自然觉得自己白费力气。如果有效果的话，又怕过20年以后，那时的人看到了要笑话我：这样浅显的道理，也要写？原来是个浪费时间、写起常识来还挺费力的人。不过相比之下，后一个情况不过是笑话我个人，但对国家是好事。

 

2003年11月9－16日

 

经协定，《南方周末》2004年5月27日刊登本文删节版，《科技中国》改版后首期2004年5月28日刊登本文全文。

 

二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

 

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２日的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指导今后１５到２０年的中国科技发展。这即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虽然中长期规划将对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辅以大量的新增经费），我们认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目前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是提出和挑选每个经费额达数十到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 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我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既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其它层面要由各行业的专家评审项目优秀与否来确定科技项目经费分配，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实践表明:建立可尽量减少问题的体制在中国是可行的。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我们的讨论和建议是依据直接参与中国科学研究和评审的经历，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科研体制的切身了解和比较，以及中国多年来发展趋势和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上述的根本体制问题，中国将事倍功半。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就说明不解决根本问题会导致中国有些资源的相当浪费。大课题在形成、选择、今后管理和评估上的问题通常可以追究到根本问题上。因为其资助课题强度大，中长期规划所带来的正负效应都会比较深远。这里我们提出一些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以期促进进一步的建设性讨论，增加中长期规划和其它类似努力成功的可能性。有些意见也许比较尖锐,可能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作者中有1951年剑桥毕业后回国工作五十多年的、也有过去十年部分时间参与一些中国工作的。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是诚挚地希望其内容能对中国有益。

 

“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从行政和科技的分界开始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中国目前体制仍然是人治为主。这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历史传统、部分则是五十年前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严重错位。

 

第一， 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即使在必需专业知识的时候，国家和（更常见的）部委领导人也参与选择科技课题。这样的微观控制可以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

 

第二， 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科技界人士不能发挥专业优势就会落入人际政治。中国高额的科技经费一般是部委（如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含概面很广：从纳米技术到癌症研究。部委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 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 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名义上的专业人员常无法提供专家意见，也助长行政人员的权力。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几方面综合造成的结果是，科技经费分配时政治和科技不分。当科技经费分配机制错误时，就不能充分调动已经在中国的科技人士热心专业、他们的精力就可能被分散到非专业事务上。中国新政府希望推进的招聘也受阻碍，因为可能感兴趣的人难以有信心目前的体制能支持他们进行专业工作。如果人治科技的体制不改，很难想象如何能避免浪费和贪污。

 

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改善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重要原则。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可以和科技领导及专家协商将总体经费分成几大类。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其二，其它决定由各领域的专家来作，但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专家来作，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位。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在变革后的体制中。

 

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专事政策和协调，经费管理转给已有的专门机构

 

变革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应该认真考虑转变科技部的功能。目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前一功能由新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合适，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也提高效率，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多数没有科技部，如美国、英国、日本。少数有这样名称的（如德国研究和教育部），并不像中国科技部那样控制全国科技经费的主要部分、其行政人员更没有主宰权力。中国科技人员数额少于美国、总经费远低于美国，很难理解为何需要一个独立的、规模庞大的部,以更高的管理成本来管理更少的人员和经费。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水平高于美国的，从而更有资格来“指导”中国科技人员吗？我们认为这也没有事实基础。是中国没有其它行之有效的经费管理机构所以必须依赖科技部吗？据我们所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是中国较有信誉、实际运作比较成功的经费管理机构，和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机构也相近，是管理中国科学经费更合适的机构。

 

科技部的诞生是五十年代老式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最初是苏联顾问建议中国作科技规划，成立了科学和技术两个另时工作委员会，规划完成后在争议中成为部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力主保持这个经常机构的领导（如陈毅副总理）也是要它在今后科技规划时起作用，并没有给予重要的日常运作。五、六十年代，科技部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60年代它的规模实际上很小、以后曾消失。但是迄今它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和其它部委不同的是，科技部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粮食生产是农业部的责任、卫生部要负责全国的医疗、科学院要产出国际上可以比较和评价的研究发现以及国内有应用或者应用前景的成果。这些部委的工作成效都有一定检验方法。而科技部没有可以检验的标准。国家经费下达到科技部后，如何应用经费、其效果如何，它即没有上级检验、也没有下级压力。科技部没有下属实体，经费分到全国科技机构，国家科技进步时，即使不是自己的原因，科技部也可以归功于自己；落后或者成效不高时，科技部可以说自己不是直接运作机构，推托责任给具体机构，这样一来，就无法严格评价科技部。所以，科技部各级行政人员在管理项目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

 

科技部下属的每个司局管理的面太广。所以常将完全不同的项目放在一起、名义上是“评审”，实际是利于科技部中下级行政人员控制科技专家，进行社会和学术政治交易。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义是组织和领导科技。这一居高临下的基本思想，也体现在科技部的工作中。许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国的精英－在科技部中下级官员面前都不能正常表达意见。科技部行政人员每过一段时间设立新计划，其中相当多是行政人员的主观意识、而无需反映科技发展趋势和规律。这就导致了中国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的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

 

我们建议：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自然科学基金不是不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在竞争、专业评审、利益冲突等方面都用了相对更好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体制。可以说任何认真地观察过其工作的人，都不会否定这样的客观结论：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我们要说明，自然科学基金会也是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但其大体结构已经是中国科学经费管理目前最有效的，比较容易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这样的改变可以较快地牵动全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它们将注重研究的专业优劣、而不继续重视与科技部官员的人际关系：自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虽然没有杜绝行政人员的影响，其影响要比科技部里面的小。

 

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技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所有科技机构不能起的作用。虽然从官员管理经费的角度看，权力会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利益来看，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发挥中国目前欠缺和急需的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可以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它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这样的协调是有限的，不需一个庞大的常设部委。

 

与科技有关的各个政府层面应该设立一系列顾问和咨询委员会或小组。由科技专家组成的这些委员会提供建议，涉及科技政策、拨款和经费分配、新计划和战略考虑等。

 

所有与科技经费分配有关的政府部门，需要建立严格的专业优势为基础的评审体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已经在用的体制是可以供其它部门参照的一个模式。

 

中长期规划大课题：放大已有的问题

 

中长期规划要支持大科技课题，很快引起争论。本来科技发展到一定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有大课题、是否经常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在中国还没有妥善解决体制问题的情况下，推出大课题在效果和方向上就不大容易令人满意。

 

科技发达国家也有大课题，但是起源不同、方式不同。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而提出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平时，中国一些部委也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中长期规划中有关大课题的形成和选择说明了目前科技管理的弊病。整个过程中，都有科技部其它大课题的通病，只是在数量级上再放大了。课题的提出没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虽然让许多人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无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整个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评审不依据专业优劣做竞争和比较，决定业就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

 

课题提出的方式由提议的量小（少于20）和每个课题经费的规模所决定了。课题提议必然面很宽、让政治领导看来有社会意义。脱离了具体科技专业优劣，很多课题都可以说出简单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比较没有深度。为了平衡各个领域的利益，课题提议常将许多不同的小课题放在同一大旗底下，其过程不是真正的科学创造力或者技术创新，而是描绘和包装。同样的做法过去常见于863、973等计划，不过现在的中长期规划课题经费又高一、二个数量级了。这个做法将阻碍真正依据科技优势竞争的体系形成。

 

大课题得到资助后如何评审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课题由选择这些课题的部委（多半是科技部）来评审，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大经费应用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此外，今天中国在某领域有足够专长的人员数量不多。一个大课题就可以包括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可以懂得该领域的人，这样就没有什么人能留在外面提供客观和有批评性的评审了。中国专业人员都懂这一点，所以，当其课题被资助后，就没有很大的压力要达到目的。

 

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一个可能是将一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其它部门，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去。那些机构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课题的大小要和各个研究领域需要相当，要避免专业人员因为政府已经决定的经费规模来把课题成比例放大的趋向。

 

中长期规划的历史遗产：重要的选择

 

中长期规划及相关大课题的成败可能成为本届政府的重要遗产。这个遗产将成为历史长期铭记的优秀遗产？还是将被认为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浪费？这是一个严肃的选择。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和他同辈的领袖们，领导了1956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其支持核和太空计划（“两弹一星”）的决策和成就一直为人赞誉。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虽然不像“两弹一星”那样容易向公众描述，56年的规划更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科技总体经费的增加、科技院所的建立、大学及其新系科的设立。在当时条件下，建立尽可能好的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构体系是周恩来等的功绩。

 

如果说，“两弹一星”等是周恩来一代的丰碑的话，有部分原因是当时有明确的、中国急切需要的科技大课题。而目前，和其它多数和平时代一样，并没有那样清楚的目标，可以简单地用几个大课题来解决。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在计划经济已实质变成竞争的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

 

良好体制的确立，不是目前中国科技专业人员完全靠本身能做到的。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能注重解决长期影响中国科技的根本问题，而不仅聚集于具体大课题，那么，今后相当长期的中国科技进展都可以追溯到本届政府对科技变革之功业。可以说，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是他具体解决了某个大项目）如战争积累的国债、对法国的谈判〕，而是他那一辈的政治家促成了国家长远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类比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在有条件的时候，转变了体制，是影响长远的历史功绩。如果让时机流失，将留下遗憾。

 

-------------------------------------------------------------------------------饶毅1 鲁白2 邹承鲁3

 

1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2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

 

3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004年11月18日发表于《自然》“中国之声II”特辑

 

Rao, Y., Lu, B., & C.-L. Tsou: Nature 432 (Suppl), A12-A17, November 18, 20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X

 

国家中长期规划

 

2003年开始的国家中长期规划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为组长，包括国务委员和几个部委首脑。科技部负责管理协调中长期规划，并组织一个由科技界领袖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过去一年来，科技部组织了20个规划小组，开了许多会。这些活动号称包括了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讨论的议题包罗各种科技方面，从环境、大型飞机到绕月飞行。

 

中长期规划中心任务之一是由各规划小组提出一系列重大科研课题。另由重大项目评审小组审议这些课题，并向总理和领导小组建议课题资助。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据信20个规划小组将提出大约50个大课题，将选出10到20个大课题给资助，资助强度将在十到百亿人民币。

 

这些课题的资助强度以任何一种国际标准衡量都是高的。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课题可以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相比来看，美国的大科学计划，如人类基因组计划，虽然也是大课题，其资助从来只是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年度经费的一小部分。

 

大课题的强资助使之成为中长期规划的核心，使其它方面黯然失色，包括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的大课题吸引了中国科技机构及其科学家、工程师的瞩目。他们视之为承载本机构和自己事业的一趟列车。这趟车会将中国科技载向何方?其效率如何？

 

（二十年前的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尚未解决）（今天正好其中一篇文章所发表刊物的主编一道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