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15日）是对近四十年中国科学良性影响最大的光召先生的生日

 

学者是否好，不看外行的毁誉，而在业内的口碑；

 

伯乐是否好，不看选马的数量，而在他们的影响；

 

领导是否好，不看在位的权势，而在退后的声誉。

 

写批评文章容易。但是，颂扬做过领导的人，容易怕受误解而胆怯。本文是八年前写了几段停笔，到写的对象已多年不任领导职位的现在方完稿。

 

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国近三十年最杰出的科技界领袖。他是一位有多种才华、成就卓著的智识分子。

 

先生成长于外敌入侵年代，工作在动荡年代，成就于中国较多方面条件较差的年代。

 

先生经历丰富，成就卓著。他既在理论物理有建树，也对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横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他担任行政领导后，又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极少有，世界也不多见。

 

先生从未改变其学者本质。他长期对科学有本能的好奇。与他交往过的国内外科学家，都不难体会他知识渊博、思想深刻。他很关注并了解一些生命科学研究，满怀兴趣，而且提出有趣和有见解的问题。

 

先生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国家领导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开表示不支持中国发展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周先生忍辱负重，积极工作，保持中国科学的基本力量，并坚持进行改革。也许可以说，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对的一个缺憾是，校长负责制是迄今国家未能在教育部门确立的一项重要改革，成为长期困扰相当多大学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先生任人唯贤，支持了多种人才。他选拔的科学院副院长，来源不限于科学院，而包括大学和其他不很受注意的科研单位。他的支持，已经被证明有先见之明。这也影响了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协等。

 

先生特别支持年轻人。中国的有些领导（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把职位当成权力，把自己当成利益分配者。而周先生发现和支持很多年轻人，判断他们的专长，看重他们的才华和人品，了解他们的需要，支持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线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发明者。

 

先生支持人和事，并非次次都对。任何一个像他一样支持过这么多人和事者，也不可能都对。他的出发点首先是出于公心，而且总体而言，他的成功率较高，失误率较低。

 

先生还客串过风险投资家。80年代到90年代初，科学院因为多种原因鼓励部分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发展领域，他们创业过程中常需科学院支持。到一定规模，会希望周先生参与决策。“联想”便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当时的情况下，科学院能支持出联想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就是很大的成功。其中几个关键时刻，科学院冒了相当大的风险。风险投资，不要求次次成功，而需要几次大的成功。周先生的客串，可能一些专业风险投资家也钦佩。

 

先生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1989年 6月左右，他亲自乘车送多位访华的国外科学家去机场，不仅用语言说明国际交流对中国的重要，而且以自己的行动感动国外科学家，使他们迅速恢复与中国的学术交往。他还直接找到国家领导人，得以保证在科学院内安定。一般在这样的时候，关心自己利益的官员是跑得越远越好，而另外一些人可能简单激动而于事无补。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在紧急时刻，他亲自对外对内做的这些事情，个人风险很大，周先生果敢而稳妥地处理好了许多事情。

 

先生考虑全局利益，而不拘于局部利益。这在我国担任领导职位者中比较少见。他自己是清华的本科生、北大的研究生，以后在科研院所。他支持的人和事业，不限于他领导的部门，当然更不限于物理相关的专业。仅就我所知，他支持过多位生命科学领域从事基础和应用的研究者。

 

先生有机遇好的时候，也有机遇差的时候，他都尽可能做好。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他机遇好的时候，但他任院长时期的中国科学院，在国家重视、经费支持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不能算好。科学院和大学很多人出国，有些所最强的中青年大部分走了。所长能继续维持就不错，甚至难以找到好的所长。而周先生不仅坚持了，还做了必要的、至今仍在起作用的改革。这让人不禁感叹，如果当时有更好的机遇，周先生可能带来较显著的量和质的飞跃。

 

我和先生的交往始于1995年。对人的尊重不该来源于权力地位或者收入，而是真才实学和为人。以前我也年轻气盛过。对于担任官职的，我先不信其能力，因为中国报刊可信度有限，我也怀疑那时国内宣传的学者。因我无物理学专长，不能判断物理学家，最早使我认识到周先生是杰出物理学家的，不是报刊上对两弹一星的报道，而是偶尔读到李政道说的（大意）：不仅在你们里面，就是在我们里面，周光召也是佼佼者。周光召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后，有一次在国外，我听到他的发言，觉得其内容令人印象深刻。

 

1995年开始到中国做一些工作，首先得到先生支持。周光召和许智宏老师着力支持我们开始做的两件事情（在上海办实验室和在中国开小型高质量科学会议），都长期延续：上海的实验室后来融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1998年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后，移师香港，迄今已经11年，可能还是中国最有交流成效的科学会议。

 

德国科学家施瓦茨和我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时期，德国马普学会知情人赞誉 光召先生。对于王晓东主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个科学体制改革的试验，先生不仅了解情况，而且在危机时刻大力帮助。

 

写这样的短文，是记述简单的感受，希望让接触中国科学家还不多或不全面的人看到中国更多的方面。中国是由努力工作的人、不工作的人和做负功的人组成的。也许各个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相当多的人担心中国后两类太多了。那些有才能而又诚心为中国工作的人，他们的成就和风范激励我们更多的人尽力为中国进步而努力。对于我个人来说，决定全时回国，可能内心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感动有关，他们都是在艰苦情况下在国内做出非凡的工作的。而我们的条件，至少是硬件，比那时好多了。看到在中国科技界从领导层到基层都有令人钦佩者，应该增强大家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周光召先生的实践中体会其精神，能多做一些我们时代条件所允许的更好的工作。

 

2002年4月13日动笔，2010年3月22日完稿，4月2日定稿。

 

发表于2010年4月《科学文化评论》。

 

2008年5月15日 北京怀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