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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我是怎么打酱油的

今天,有位科学家在公开场合说我回国之前在其任职单位、不知道做过什么,可能就是打酱油。
 
 
在2007年回国之前(和之后),我兼职过一些单位,可能兼职还比较多、些许参与的更多。
 
经常打酱油的原因有两个:一些人知道我工作认真负责,所以有时找我帮忙。二是我“能主能辅”,辅助的时候不喧宾夺主,不讲究是谁的单位、谁的作用最大,但起到恰如其分的、有效的(偶尔某些事情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一般人不熟悉我少谈自己做过的事情,对正在做的事情基本是一言不发,而以为我发文字多就是什么都说了,没说的就是没做。实际接近相反,一般我做了的不太多说。不做的,特别是看到有人故意做坏事的,我会批评。我提倡的,没有得到支持或落实的,说的多一些。
 
一般来说,我打酱油时有四个方面的工作(有些单位,我这四方面都参与,有些只参与了一方面、或半方面):
 
1)组织构架。
 
早期,有些机构的研究职称体系是我设计的。例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中文职称是资深研究员、高级研究员、研究员,对应的英文是Investigator, Associate Investigator and Assistant Investigator。合同就是中英文都明确。这种职称,英文对应于外国的,中文对应于国内的。让研究员在国外不被夸大,在国内不吃亏,但更是督促研究人员需要严肃对待科学事业。
 
当时国外博士后回国,到中国的科学院就是正研究员,在中国的大学很多就是正教授。这样一步到位之后很难进行有后果的评审,很多人回国后把科学当成江湖,从事科学研究不够认真。
 
评审体制需要有相应的外在标志,让所有研究人员知道,自律很好,不自律也不行,会被体系评审所显示。
 
今天,还有很多早有条件改的单位没有改,单位只知道扩大,不给予提高质量的体系要求。
 
2)给予脊梁(spine)。
 
我参与很多新机构的建立,有些从旁协助、有些辅助、有些主持。
 
新的机构,一般很容易有外界的压力,特别是经费来源方面的压力,有时是机构、有时是个人。
 
有些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应该执行,有些不是很合理,有些很不合理。我给新机构(特别是初期的领导和行政)非常清晰的信息,合理的执行,有商量余地的也商量,不合理的坚决不执行。
 
可能很多新领导有这样的自信,这时我提供的是从旁支持,外来矛盾可能指向我,而帮助新机构领导规避一些矛盾。
 
有些机构可能需要我直接参与说明,或某种方式的婉转表达,使有些机构工作能够较好地坚持。
 
有些单位、有些时候,如果没有我的坚决态度,恐怕早就放弃应该坚持的。
 
3)给予保护。
 
新机构改革较多,有时还可能得到的资源较多,会有外界的批评。
 
这些批评,落到年轻研究员身上,可能压力较大。
 
因为我经常从原则上在科学和教育界批评教育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可以起到新机构门口放一只老虎的作用,其他人不敢轻易欺负新机构年轻研究员。
 
这种作用,对于年轻研究员按学术规律坚持科学研究,有时有些作用。当然,不一定都会体会到。
 
一般研究机构年轻人经常被各种不那么合理、不那么规范、不那么学术的江湖所影响。一些起步基础很好的人,久而久之因此也染上江湖习气而浑然不知。
 
比较这些单位,可能有一个因素是少了一只老虎做门卫。
 
4)提倡乐趣。
 
多年来,绝大多数华人认为科学是进阶途径或谋生的手段,我比较长期给学生讲科学的乐趣、研究的好玩。
 
当然,有些人功成名就之后也会这样说,但在成长期这样说和真正让学生体会科学乐趣的华人应该占少数,有些单位和时期甚至是极少数。我在一些单位,包括兼职的机构,特别是新建的机构,对于学生的影响可能首先是这方面。
 
我打酱油的机构,如果主要领导不欢迎,都会知趣地减少参与或退出。最后取决于其核心领导和研究人员。酱油的作用,有时起到了,而且效果很好,有时酱油作用非常有限。
 
很多年后的今天,有些单位的文字,还留有我当年写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有关研究生的文字、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关研究生的文字,当年只有我会有那几句话,今天可能一般机构也不那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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