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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建议学生保留记录，不是为他人，是为学生自己：最关心自己历史的只可能是自己。
最近，我读研究生的旧金山加州大学Jan Lab室有张照片，冰箱里面有以前在实验室待过的人的实验用品，有一个盒子标记是我，1991（离开时间）。
我估计是DNA。那时DNA是宝贝，克隆一个基因是我在美国六年研究生的主体工作（此前，我在上海还有两年研究生，八年期间从未觉得时间长）
这种基因克隆到现在也不是靠PCR就可以，而是需要根据果蝇表型，找到突变所在的DNA。得到之后，再把正常的DNA重新引入突变果蝇，能够救活突变的果蝇。整个过程类似找到病人有突变的DNA，再用正常DNA重新引入病人体内进行基因治疗，证明这段DNA确实携带与疾病由因果关系的基因（这是类别，当时无法对人这样做，对果蝇可以）。
显示一段DNA，两个独立的转座子插入突变，三个小段缺失突变。PWB是用于“基因治疗”的片段，通过转座子引入果蝇，并证明可以治疗突变的表型。
这样一想，在1980年代从克隆基因到再引入基因进行“基因治疗“全过程都做过的中国留学生，有可能不超过十人。当时在高等动物（老鼠、人）一般都只做一半（克隆基因、或者转基因）。做人的基因治疗的研究者，一般没有做过克隆基因。做克隆基因的研究者，一般不做基因治疗。因为克隆和“治疗”两步都很麻烦，当时一般只做一步。
研究低等动物的，如果蝇和线虫，我们都是两步都做。
但那时中国学生做果蝇和线虫的几个人，可以数的出来，从头到尾都做过的，应该就在这些人里面。当然，今天在人类适用的基因治疗方法与果蝇的方法不同，但概念一样，技术的原理一样，只是具体载体和基因不同。
记录不容易保留全。我可能有全部的成绩报告单。小学是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从父母下放的公社（清江县的刘公庙，现在可能叫樟树市的刘公庙）转到南昌。之后有成绩单。可能在农村的时候没有成绩单，只有某种报告。留下早期成绩单，可能是母亲。后来可能我也保留，所以一直到美国的研究生成绩单都有。
在以前搬动的时候，主要的物品带着。
不幸的是，回北大的十四年搬了五个实验室，期间终于出现了遗失的问题。
我回中国的2007年，北大给的实验室很小（实验空间加办公室为60平方米），我就只好继续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为了北大生命科学的招聘，那时还不能暴露空间有限的问题，只能逐渐解决。
有几年每天来回（一般是上午北大办公，下午北生所实验室）。在北大几年后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实验室，但两间分别在楼道的两段，其中一间紧邻洗手间，不是非常好工作。
卸任院长后，空间改善，先是新的综合科研楼，后是王克帧楼。到王克帧楼，实验室空间终于足够了。
我花了较大气力，各种办法扩大北大校本部的生命科学空间。其中一个方法是分布在不同方面，不都在生命科学学院，因为如果几个空间都在生科院会难以得到学校一再支持。
空间方面最大的工作是新建生命科学科研楼（后称吕志和楼），2009年得到学校同意，历经各种…，于2019年4月12日，我自己的实验室也搬进新楼，空间问题完全解决。
因为是在生命科学学院/学科空间解决之后，所以称之为“后生命科学之乐而乐”。
不能排除我的办公室是全北大风景最后的办公室的可能性。
这是今天的记录，暑假研究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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