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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记录

一直建议学生保留记录,不是为他人,是为学生自己:最关心自己历史的只可能是自己。
 
最近,我读研究生的旧金山加州大学Jan Lab室有张照片,冰箱里面有以前在实验室待过的人的实验用品,有一个盒子标记是我,1991(离开时间)。
我估计是DNA。那时DNA是宝贝,克隆一个基因是我在美国六年研究生的主体工作(此前,我在上海还有两年研究生,八年期间从未觉得时间长)
 
这种基因克隆到现在也不是靠PCR就可以,而是需要根据果蝇表型,找到突变所在的DNA。得到之后,再把正常的DNA重新引入突变果蝇,能够救活突变的果蝇。整个过程类似找到病人有突变的DNA,再用正常DNA重新引入病人体内进行基因治疗,证明这段DNA确实携带与疾病由因果关系的基因(这是类别,当时无法对人这样做,对果蝇可以)。
显示一段DNA,两个独立的转座子插入突变,三个小段缺失突变。PWB是用于“基因治疗”的片段,通过转座子引入果蝇,并证明可以治疗突变的表型。
 
这样一想,在1980年代从克隆基因到再引入基因进行“基因治疗“全过程都做过的中国留学生,有可能不超过十人。当时在高等动物(老鼠、人)一般都只做一半(克隆基因、或者转基因)。做人的基因治疗的研究者,一般没有做过克隆基因。做克隆基因的研究者,一般不做基因治疗。因为克隆和“治疗”两步都很麻烦,当时一般只做一步。
 
研究低等动物的,如果蝇和线虫,我们都是两步都做。
 
但那时中国学生做果蝇和线虫的几个人,可以数的出来,从头到尾都做过的,应该就在这些人里面。当然,今天在人类适用的基因治疗方法与果蝇的方法不同,但概念一样,技术的原理一样,只是具体载体和基因不同。
 
记录不容易保留全。我可能有全部的成绩报告单。小学是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从父母下放的公社(清江县的刘公庙,现在可能叫樟树市的刘公庙)转到南昌。之后有成绩单。可能在农村的时候没有成绩单,只有某种报告。留下早期成绩单,可能是母亲。后来可能我也保留,所以一直到美国的研究生成绩单都有。
在以前搬动的时候,主要的物品带着。
 
不幸的是,回北大的十四年搬了五个实验室,期间终于出现了遗失的问题。
 
我回中国的2007年,北大给的实验室很小(实验空间加办公室为60平方米),我就只好继续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为了北大生命科学的招聘,那时还不能暴露空间有限的问题,只能逐渐解决。
 
有几年每天来回(一般是上午北大办公,下午北生所实验室)。在北大几年后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实验室,但两间分别在楼道的两段,其中一间紧邻洗手间,不是非常好工作。
 
卸任院长后,空间改善,先是新的综合科研楼,后是王克帧楼。到王克帧楼,实验室空间终于足够了。
 
我花了较大气力,各种办法扩大北大校本部的生命科学空间。其中一个方法是分布在不同方面,不都在生命科学学院,因为如果几个空间都在生科院会难以得到学校一再支持。
 
空间方面最大的工作是新建生命科学科研楼(后称吕志和楼),2009年得到学校同意,历经各种…,于2019年4月12日,我自己的实验室也搬进新楼,空间问题完全解决。
 
因为是在生命科学学院/学科空间解决之后,所以称之为“后生命科学之乐而乐”。
 
不能排除我的办公室是全北大风景最后的办公室的可能性。
 
这是今天的记录,暑假研究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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