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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体育一辈子都差、都很差。
 
原因都在自己:基因不好、努力不够。
 
不怪体育老师们。
 
在农村上小学期间,第一个记得的体育老师是傅老师。他文艺也活跃,组织学校文工队,他自己拉二胡。他的体育课,有一次是让学生在山里分成两队互相抓,因为还没有玩够就下课了,记了一辈子。
 
天气不好的时候,傅老师讲故事。他讲过一个“识字招亲”的故事,大意是:有个员外的千金要嫁人了,张榜招亲,由她出了一堆很难认的字,对未来丈夫有较高的要求。乡里有位远近闻名的年轻秀才赶去揭榜,由缺乏学习机会的表哥用独轮车推去。
 
在1971年左右讲这“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故事”,可见农村跟不上全国的革命形势。
 
而且故事被傅老师幽默地串改了。按他的版本,榜上有一个字秀才不认识,因此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他的表哥为此就去看看什么难字,难倒了天才的表弟。
 
碰巧,因为很多天没人揭榜,觉得自己女儿壁垒太高,说不定要嫁不出去,员外也在难字榜周围微服私访。表哥看着榜,摇头晃脑,员外说:你认得吗?表哥说:一字不识。
 
员外说,那也可以,不一定需要认识每一个字,既然没有人揭榜,一字不识已经是最高水平了。员外欢天喜地把女儿许配给了秀才的表哥。等到洞房花烛夜,千金才搞清楚郎君是文盲(后面记不清楚了)。
 
到南昌后,北湖小学的体育老师姓郭,戴眼镜,文质彬彬。天气不好的时候,郭老师也讲故事。他讲过一个故事,“爸爸的拳头”,有美国前拳王的儿子讲父亲的故事。拳王失业后,因为经济压力再度上阵,出战新拳王。结果,拳击前夜吃的不够饱,所以第二天功败垂成。郭老师声色并茂地说:只要多一块面包,一块面包,我就赢了。这个故事,可能与当年北朝鲜拍摄“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有相似之处,把我们的困难投射到当时的敌方,可能是饮鸩止渴的创造性反用。
 
南昌十中的第一个体育老师非常凶,大家都害怕被踢。他儿子后来在我们同班。
 
中学第二个体育老师,冯老师,个子比较高,虽然是广东人。他先读国家体委的文件,体育不要竞技(反对锦标主义),体育是为了锻炼身体、加强国际友谊。多数中学生听的莫名其妙,体育不竞技好像太没劲了。
 
体育庸才如我,当然兴高采烈。
 
1977年10月左右,宣布有高考以后,我们中学老师突然大换位,说是他们都归队。冯老师成了数学老师,给我们补数学。而1978年我们上大学后,冯老师去大学教数学了。
 
所以,“数学老师教体育”不是笑话,而是事实。
 
我们也发现,原来讲历史的张老师,是英文老师。
 
我在小学不算矮。但到中学后,同学一个一个长个子,而我除了长脚,很少长个子。座位从偏后的一直往前调,最后调到第一排。全班按个子排队,我也稳列前三。
 
到大一那年,猛长个子,应该超过了中学同班原来最高的两位。但体育成绩照样不行。
 
可能有一年,大部分体育课我都没有去上,反正不行。最后三堂上了,体育老师人很好,每次表扬,而且帮我及格。
 
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如果真严格按所谓标准,我的体育应该是不及格。
 
当然,很多国家的体育教育,是没有这种分数的。在那种不以体育为要求的地方,应该没有问题。在体育也按各种指标给分数的地方,及格都靠老师的仁慈。
 
希望现在中国的大中小学体育老师,都比较仁慈才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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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

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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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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