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曾全面领先全世界的生物医学。

 

          对社会来说，哈佛生物四巨头是：James Watson（沃森，1928-）、Richard Lewontin（勒汪廷，1929-2021）、Edward O Wilson（威尔森，1929-）、Stephen J Gould（古德，1941-2002）。他们从多方面影响了生物学、科学和世界。

 

哈佛领先世界生物医学

 

         哈佛还有下一层次的、生物医学各学科的世界领袖，他们一般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诺奖程度的科学家。1975年，以下学术领袖都在哈佛：

 

 

  分子生物学的哈佛五领袖是：沃森、Matthew Meselson (1930-)、Walter Gilbert（1932-）、Mark Ptashne（1940-）、Tom Maniatis（1943-）。Meselson提出DNA复制的机制、Gilbert发明DNA测序的方法之一、Ptashne发现第一个转录调控因子、Maniatis发明、推进和普及DNA克隆技术；

 

 

   神经生物学的Stephen Kuffler（1913-1980）推进理解视网膜加工机理、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系，George Wald （1906-1997）揭示维生素A在视觉感光细胞中的作用机理，David Hubel（1926-2013）和Torsten Wiesel（1924-）揭示视觉中枢信息整合机理；

 

 

   免疫学的Baruj Benaceraff（1920-2011）发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Don Wiley（1944-2001）和Jack Strominger（1925-）通过结构生物学分析多肽与MHC的结合，揭示抗原识别机理；

 

 

   生物化学的Konrad Bloch（1912-2000）揭示胆固醇和脂肪代谢机理；

 

 

   外科医生Joseph Murray第一个进行肾移植（1919-2012）。

 

 

    哈佛突出在基础研究，同时有应用研究。

 

 

 

哈佛生物四巨头

 

 

影响超出生物医学界的哈佛生物四巨头在哈佛任教的时间为：1951-迄今（威尔森）、1956-1976（沃森）、1973-2021（勒汪廷）、1967-2002（古德）。

 

 

2021年7月4日，勒汪廷去世，最年轻的古德早已癌症去世，沃森流落在外，四巨头只剩威尔森。

 

 

最近，Wilson Edwards出现在中文媒体，有人把它反过来讨论Edward Wilson。

 

 

威尔森有很大争议。不过不是其名字怎么写，而是有人激烈反对其观点。

 

 

四人中，威尔森最右，沃森次之，古德为左派（自称中左、其他人认为更左），勒汪廷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巨头的矛盾和争议

 

 

沃森的科学贡献最大，其社会观点与其科学研究的关系很小。另外三位的观点与其科学很难分开，威尔森和勒汪廷更是以自己的科学支撑自己的社会观点。

 

1956年，沃森与威尔森同时开始在哈佛生物系任助理教授。

 

那时的沃森，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1953年，沃森与英国物理学家Francis Crick（克里克、1916-2004）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被广泛认为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我个人认为Oswald Avery等于1944年发现DNA是遗传物质，开启了分子生物学，不属于广泛之列，广大的学者一般并没有细究历史进程而以人云亦云为主）。

 

在英国期间，沃森追过进化生物学家ErnstMayr（1904-2005）的女儿但未果。1956年沃森到Mayr任教授的系里任助理教授。Mayr高于威尔森、勒汪廷、古德。

 

有着划时代突破的沃森从英国剑桥到哈佛任教，而威尔森从美国南方（中文发音“乡下”）的Alabama到哈佛。

 

威尔森研究过分类，后长期研究动物（特别是昆虫，蚂蚁）的行为。沃森已经开创了分子生物学，哈佛还要威尔森这种代表过时的研究的年轻人，沃森当然一万个看不起。

 

科学界，有些人看不起其他人的研究，有时会说其他人只会集邮（搜罗现象，而没有理解、研究意义不大）。

 

生物学长期被物理学和化学认为是集邮爱好者的乐园。

 

而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动物分类和动物行为的罗列是集邮。

 

碰巧，沃森和威尔森同一年申请哈佛生物学的教职。哈佛居然先给了威尔森，沃森不可能掩饰他的不满，强烈不满。

 

同事期间，两人对哈佛生物的发展方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沃森认为研究生态确实需要人，但不需要聪明人。分子生物学才是方向，需要聪明人的方向。

 

沃森和威尔森主要是为了意气，（虽然也有理性的观点差别），闹矛盾，且曾长期不说话。

 

1973年，威尔森担任了他一生最大的官职：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昆虫部的主任。

 

1975年，威尔森出版“社会生物学：新合成”。他把蚂蚁行为扩展到人类，认为人类社会有等级类似蚂蚁，由遗传和生物学所决定，是合理的。他的观点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现代生物学的大多数人所严厉批评、甚至可以说唾弃。他曾经在开会时被浇一盆凉水，文明一些的批评就更多。但英国牛津的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1941-）、美国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1954-）等支持威尔森。

 

沃森观点偏右。他说人有种族、而且基因决定不同种族的智力。他最后被冷泉港实验室取消名誉主任的头衔就是因为在90岁生日聚会上再次发表类似论调。

 

我自己的理解沃森不是恶意，而是成名太早对有些事不仔细思考想当然。

 

沃森曾说全世界都是南方人笨、北方人聪明。我与他交流指出中国的说法正好相反，曾有一些人认为南方人聪明、北方人笨。显然这种地方主义的说法并无真正严格意义的研究，也不能断定南方和北方对人的智力的影响。我给他举例：你在芝加哥的时候（如1940年代），你看到的旅美华人主要在餐馆和洗衣房工作，你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就只能做这些工作，显然与当时华人的机会有关。那么任何地区和肤色的人，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同等的机遇（包括教育条件），所以无法断定肤色与智力的关系。他当时也表示同意，但他回美国之后，又退回原来的说法，也许是年纪太大记不住新的信息（我和他餐桌辩论那年他89岁），当然也可能当时只是敷衍我。

 

沃森说，因为太仇恨威尔森的敌人了，所以自己后来又接近威尔森。这种说法，除了幽默，可能也有一定道理。

 

 

古德有一段时间是美国做科普最著名生物学家，很多有关进化的科普。他专业研究进化，提出“间断平衡”学说。他与勒汪廷合作于1979年提出有些结构是另外结构进化的附件、而不是进化的目的。

 

 

古德曾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无脊椎动物部主任。他出生于犹太家庭，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5年威尔森发表其“社会生物学”一书后，古德和勒汪廷等公开发表强烈的批判。

 

 

古德是四巨头中最年轻的，可惜因为癌症而英年早逝。

 

 

勒汪廷也研究进化，主要用果蝇。他于1966年提出用蛋白质电泳的简单手段，研究进化过程的分子变化，开创了分子进化生物学。他实际上也看到了中性进化。以后，他也是通过分析DNA来研究进化的先驱。1972年，勒汪廷通过分析人的变异，提出不可能用基因区分所谓传统“种族”间差异。他长期坚决反对威尔森、Dawkins等人的基因决定论（所谓动物和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都是基因决定的，是进化的必然结果）。

 

 

勒汪廷的亲无产阶级行为做的比较细。他自己不用实验室最好的办公室，而给做果蝇食物的工人，改善他们每天的工作环境。他自己和大家坐一张大桌子上讨论科学。

 

         

       勒汪廷支持世界上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例如孟德尔。在科学界，英美占优势，虽然德国科学家对于现代生物学的贡献很大。在遗传学界，德国科学家的开创性贡献当然大于英国科学家，尤其是1866年孟德尔发表的划时代论文开创了遗传学。但英国的Ronald Fisher（1890-1962）于1936年提出孟德尔论文可能数据造假后，几十年来不时有人批评孟德尔。勒汪廷多次撰文反驳。这一点，我完全支持勒汪廷，可能我提出的理由还有他没有看见的事实基础。

 

 

  这四位美国生物学家，当然不代表全体美国生物学家。碰巧，沃森和威尔森两位右派是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斯、新教徒，WASP，所谓美国最受宠的主流），而古德和勒汪廷两位左派皆不信教的旅美犹太人。古德自称不可知论者，而勒汪廷清楚表明是无神论者。

 

 

教授有矛盾和争议，是正常的。是否依据事实，是否理性表达，大学是否给予足够空间，是否有合理边线，是大学健康的表现。

 

 

以下节选自 饶毅 《生物学概念与途径》第一章：

 

 

1.4 孟德尔“造假”案

 

除了有人说孟德尔不懂自己发现了什么以外，对于孟德尔最大的冤枉是说他编造了实验结果。英国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费舍尔于1936年首先发难，他对孟德尔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断定孟德尔的数据过于接近理想数据。轻一点说，孟德尔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助手，在做了前两年实验导致孟德尔有理论后，助手为了满足孟德尔的理论而在后面几年给孟德尔提供他喜欢的数据。重一点说就很难听：“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伪造了，以期贴切地符合孟德尔的预期”。以后每过一些年，就有人小聪明又发现孟德尔的“问题”。

 

 

反击孟德尔造假说法的文章也不断。最近一篇较好的反击是2007年哈佛大学Hartl和Fairbanks发表于《遗传》杂志的文章。

 

 

我认为，给孟德尔伸冤的首要理由是：他无需造假。科学对于他来说不能带来利益。他如果造假，最对不起的是放弃生育人权、十几年如一日做研究的他自己。

 

 

其次，孟德尔时代没有统计学。统计学是几十年以后发明的。孟德尔只需分析数量关系，无需检验统计显著性。那时不知道应该做多少次实验、收集多少数据后才应该停止实验。可能是孟德尔收集到觉得差不多的就时候停止，所以数据会接近预计。孟德尔也在论文中明确说过，有一次实验漂移较远，他重复了实验后，数据更接近预计。

 

 

孟德尔的行为证明他不是造假和隐瞒不利结果的人。他曾努力使怀疑自己工作重要性的Nägeli相信自己发现的规律。但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没隐瞒自己发现了有悖于自己理论的现象。他把自己的豌豆种子给了Nägeli和其他人，希望他们验证自己的结果。孟德尔致Nägeli信说：我观察到山柳菊的杂交行为与豌豆的正好相反。但我认为山柳菊是个别现象”。孟德尔用另外四种植物（紫罗兰、茯苓、玉米和紫茉莉）做的实验观察到其杂交行为都与豌豆一样。

 

 

孟德尔不仅在给Nägeli的信说明了山柳菊的结果，而且将结果在1869年发表了。后来多年认为，有两种遗传方式，一种是“豌豆式”（符合经典孟德尔学说），一种是“山柳菊式”（不符合孟德尔学说）。虽然以后也发现这些生物其实都符合孟德尔学说，造成困惑是因为山柳菊是单性遗传，但当时孟德尔以为山柳菊与豌豆不同。如果孟德尔造假，或选择只符合自己理论的结果，那么他就无需在已经公开自己的理论后，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山柳菊的结果直接告诉一位不愿接受自己理论的人，而且发表第二篇生物学论文，公布与第一篇的矛盾。

 

 

参考文献

 

Fisher RA (1936) Has Mendel’s work been rediscovered? Ann. Sci. 1: 115–137.

 

Hartl DL and Fairbanks DJ (2007) On the alleged falsification of Mendel’s data. Genetics175: 97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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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sp.org/foundations/genetics/classical/holdings/m/gm-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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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ing F (1991) Historical study: Johan Gregor Mendel (1822-1884).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