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研究生毕业之前，申请博士后奖学金。Helen Hay Whitney博士后奖学金是美国生物医学比较重要的之一，那时每年约20人。

几十年的名单中，不乏美国著名科学家。

早先华人很少，以后逐渐增加。九十年代初可能每年1-2位华人。

记忆深刻的不是以上，而是1991年1月18日基金会正式通知信的签名者：HHW基金会的学术委员会主席Maclyn McCarty。

他是1944年，Avery，MacLeod、McCarty经典论文的三位作者之一。他们在《实验医学杂志》发表肺炎球菌转化因子的论文，提出DNA是遗传的物质基础。

这篇文章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论文。

二十世纪生物学第二重要的论文是1953年Watson和Crick的DNA双螺旋模型。

1944年的发现比1953年的发现更为重要：

    如果1944年没有发现DNA是遗传物质，Watson和Crick不会研究DNA的结构；

    如果DNA不重要，研究其结构也就没有很大意义；

    无论双螺旋多么漂亮，其核心是功能的重要性。

Avery、MacLeod、McCarty没有获奖，与Avery年龄有关。1944年他已经67岁，属罕见的在高龄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之一，而当时诺奖委员会有人还不信，拖了时间。

据诺奖五人委员会当时核酸专家Hammarsten的学生Reichard（2002）在研读解密的文件后介绍，1932年至1946年几乎每年Avery都因发现细菌多糖的抗原性而被提名诺贝尔奖。1946年后提名开始提到他的转化工作，但当时诺贝尔医学奖委员会懂核酸的关键成员Hammarsten虽首先提议委员会考虑这一工作，但他每次都认为不行，前几年是考虑到提取物易污染、难排除蛋白质起转化作用的可能性，等到1952年Hershey和Chase文章、1953年Watson和Crick文章后，他和其他成员相信DNA是转化因子，Hammarsten的评估报告认为DNA是转化因子，但其作用机理不明、所以得奖还早。1953年诺奖给三羧酸循环的发现者Hans Krebs（1900-1981）和辅酶A的发现者Fritz Lipmann （1899-1986）、1954年奖给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发现者们。而1955年Avery去世后，核酸方面的诺贝尔奖都比较快，包括1959年发错了一半。

对于当时仅33岁的McCarty，还有很长年代。而Horace Judson于1979年出版的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一般认为很好的有关分子生物学历史的书。但是，他依赖访谈，不善阅读关键原始论文，对Avery等工作理解不够充分、不清楚1946年的文章，且未采访当时健在的MacLeod和McCarty。不得已，1985年McCarty自己出书，有更可靠的一手材料（McCarty，1985）。

以下来自《生物学概念与途径》第三章：

Avery在缅因州度假写文章，McCarty写实验方法，MacLeod写前期的结果，Avery提出是否按资历、与课题相关时间排作者顺序也不一定合适，可能按字母顺序，McCarty说两种方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Avery、MacLeod、McCarty，同意。1943年10月Avery向洛克菲勒研究人员宣读研究结果，当时只有鼓掌、无人提问。11月1日Avery把稿件交给洛克菲勒主板的《实验生物学杂志》的主编Peyton Rous（1879-1970），Rous对稿件有修改建议，包括要求删除“核酸的重要性能否与氨基酸链相媲美成为一个问题”。1944年2月1日文章出版。

3-9转化因子（Transforming Principle）

1944年Avery、MacLeod、McCarty共同发表论文（Avery, MacLeod and McCarty，1944），一般认为与Watson和Crick（1953）并列为二十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文章。

Avery-MacLeod-McCarty开篇高屋建瓴，完全不同于前面一系列限于肺炎球菌的文章，而是将问题提高到遗传的分子机理层面。首先指出很多生物学家试图用化学的方式在高等生物诱导特异、可预见、能够遗传的变化。其次认为微生物中可以实验诱导、重复发生的、可遗传的特殊变化最好的例子是肺炎球菌型的转化实验。其后他们简介Griffith的实验结果，以及Dawson、Alloway等的进一步工作。

Avery-MacLeod-McCarty的研究目的是找有转化活性的因子（principle），并初步确定其化学性质、化学分子的类型。达到宏大的目标需要能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用来获得提取物的是III型S类菌株（A66），与被转化的II型R类有很大的形态和大小差别。用于检测转化活力的细菌，需不易自身转变、而同时对转化活性有反应，这就是MacLeod用II型S传36代后获得的R36A菌株。他们注意到即使是R36A还可衍生不同的菌株，有些可被转化、有些不能，而R菌破损释放的酶能降解S菌的转化活性，所以需选生长良好的R以免检测的不稳定。转化实验用的培养液，MacLeod用炭可去除不稳定性。以前谢和平与Dawson认为血清提供抗R的抗体，Avery-MacLeod-McCarty认为与抗体无关，但仍需血清的某种其他成分，因血清含灭活转化活性的酶，需将血清加热到60°C，灭活此酶。他们采用Sevag (1934)发明的方法用氯仿去除蛋白质、接着用乙醇多次沉淀。用Avery实验室发现的降解多糖的酶去除多糖，再逐滴用乙醇达到临界浓度沉淀活性物质，得到絮状纤维沉淀，用小棒搅出来再溶解。乙醇沉淀DNA的方法是Mirsky告诉McCarty（Mirsky and Pollister, 1942；Darnell，2011）。

提取的活性物质在生理盐水中很稳定可保存数月、但在水中不稳定，65°C一小时不能灭活。用两种检测蛋白质的方法（双缩脲和Millon检测）结果显隐性，用DNA的检测方法（Dische氏二苯胺反应）显强阳性，RNA检测方法（Bial氏地衣酚反应）显弱阳性，但他们用同样浓度的提取的胸腺DNA看到用地衣酚反应也显弱阳性。反复用乙醇和乙醚提取不降低活性，推测活性分子不是脂肪。

他们请同事对四批提取的转化物质进行了元素含量检测，含C约34%、H约3.8%、N约15%、P约9%，都接近纯化的胸腺DNA中元素的含量（34%、3.2%、15%、9%）。N/P比例为1.58到1.75，也接近DNA预计值1.69。

他们从洛克菲勒的酶专家Northrop和Kunitz获结晶纯的胰蛋白酶、糜蛋白酶和RNA酶，它们都不能灭活转化因子，说明转化活性非RNA、也非这些蛋白酶能降解的蛋白质。

他们从几种动物组织制备粗提物，a狗小肠粘膜、b兔骨磷酸酶、c猪肾磷酸酶、d肺炎球菌自溶物、e狗和兔血清。在酶活性方面，他们观察到这些粗提物除d外都有磷酸酶活性、除c外都有甘油三丁酸酯酶活性、除b和c外都有DNA酶活性（检测DNA酶活性的DNA由洛克菲勒的Mirsky提供）。他们发现只有a、d和e能够灭活转化物质，比较磷酸酶、酯酶和DNA酶活性的相关性后，这些结果支持DNA是转化因子。

他们用不同温度和时间处理狗和兔血清，观察到热灭活DNA酶活性负相关于这些制备对转化因子的灭活。而温度灭活血清中甘油三丁酸酯酶的活性与转化活性无关。这些结果也与DNA是转化因子相一致。

他们试了一些化合物能否抑制灭活转化因子的酶，发现氟化钠有显著作用，它可以抑制所有已知来源（如肺炎球菌、狗小肠粘膜、胰腺、血清）的DNA酶的活性，也抑制这些来源DNA酶制备物对转化因子的灭活，进一步支持DNA与转移因子的相关性。

转化因子本身对III型抗血清无反应，不是III型的抗原本身，也就不是荚膜多糖。

他们请生物物理学家Alexandre Rothen分析，发现在超速离心中，转化物质显示均质性和非对称性，分子量约50万。电泳行为也显示类似核酸的一种分子。UV光谱显示吸收峰在260nm，也与核酸一致。

转化因子活性很强：2.25毫升溶液含0.003微克仍有活性，六亿分之一的比浓度。

在讨论中，他们说从III型肺炎球菌分离了DNA组分可以将II型衍生的无荚膜R类菌转化为完整荚膜的III型菌。肺炎球菌有RNA是1938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所发现（Thompson and Dubos，1938），而1944年前尚无人报道肺炎球菌的DNA。他们强调转化因子的化学性质不同于其导致产生的荚膜多糖。他们指出“本文所呈现的资料强烈提示核酸，至少是脱氧类型的，具有转化因子选择性作用所证明的不同特异性”。他们也知道细菌一旦被转化后，获得的性状可以传代，转化带来的变化“可预计、有型的特异性、可遗传”。

对转化的机理，Avery-MacLeod-McCarty讨论了三种，其中第二种是遗传学家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提到的转化可能是遗传突变(“如果转化被描述为遗传突变—很难避免如此描述—我们就在面对特别处理导致特异突变的真实例子”) （Dobzhansky，1941），Avery-MacLeod-McCarty认为这是比拟转化因子是基因。

他们承认还可能有其他物质吸附在核酸上起作用。但如果确实能证明就是核酸起转化作用，那么核酸应该具有尚未确定化学基础的生物学特异性。

全文的结论：出示的证据支持脱氧类的核酸是III型肺炎球菌转化因子的根本单位（the evidence presented supports the belief that a nucleic acid of the desoxyribose type i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the transforming principle of Pneumococcus Type III）。

Avery-MacLeod-McCarty（1944）的文章是1943年11月提交，措辞含蓄可能是因为Avery早期错过一次而在提出多糖抗原时也经历过争议有经验。而在1943年5月26日Avery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他清楚地说明转化是可以遗传、可以预计的变化，可能是基因（Dubos，1976）。

1945年，英国神经药理学家、1936年诺贝尔奖得主Henry Dale（1875-1968）在给Avery发英国皇家学会的Copley奖时，提到Avery发现了基因（Dale，1946）。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受其研究核酸的成员Hammarsten影响直到1952年以前都不认同DNA是遗传的物质基础（Reichard，2002）。

1943年Avery到了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二战期间美国怕出现战时传染病而请微生物学家为国家工作，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也给Avery荣誉研究员、实际继续主持实验室。终生未娶的Avery于1947年离开纽约去田纳西州，与任教Vanderbilt大学微生物系的弟弟Roy Avery（1885-1971）比邻而居过退休生活，1955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