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至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跟随张老师做研究生的两年，是我一生学业最开心的两年。

那时张老师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科学，研究“神经多肽的分子药理学”，集中于内源性阿片肽，新领域、新课题，受益匪浅。

1982年，我准备报考研究生之前，联系过多位老师。张老师1982年11月21日给当时在江西医学院念本科的我的回信，通过我母亲的地址。

张老师回信不仅有信息，还加了祝愿。张老师乐观、善良，对年轻学生自然如此。

1983年4月12日我到上医参加复试的时候，张老师还没回国，许绍芬、褚云鸿等老师代为复试。

后来录取了三位，其中黄聿去英国，我和朱晗跟张老师在上医读研究生。

1983年10月4号，张老师给我们讲阿片受体分型的学术报告。

1983年，我读文献，写了读书笔记，张老师寄给《生理科学进展》的主编、北京医学院的韩济生老师。

第一学年结束，我的小结，其中一段是：“通过在导师指导下阅读'PCP受体存在的支持和反对证据'方面的文献，并加以初步总结，从各方面意见、评价中得出初步结论，不仅使自己初步学习了在各种不一致的文献中了解不同观点的科学判断能力，而且体会了在课题开始前全面、细致、认真、负责的良好科学作风，也体会了保持清醒科学头脑的重要性”。

这是初出茅庐的我，跟随张老师学习的体会。

我们每周讨论科学文献、科学进展。在平江路张老师家里，姥姥有时专门要保姆做肥肉。

张老师非常有创造性，且有多方面才华。 

张老师还具体帮助我申请出国。不仅张老师自己写推荐信，而且在哈佛教授来信提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的冯德培先生后，张老师介绍给冯德培先生，申请哈佛的推荐信有冯先生一封。斯坦福大学药理系主任Avram Goldstein给多个学校写推荐信，也因为张老师引荐。 

张老师直接和间接改变了我的一生。

(近年，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名册，发现我父亲与张老师的先生陈老师同列1962年入学的44位研究生，只是父亲在中山医院，陈老师在华山医院，相互不熟悉。

闻玉梅老师的先生，也是1962年的研究生）

（1962年上医招研究生最多的是张老师的父亲张昌绍，他的四位研究生之一是桑国卫，当时非常年轻—20岁--的应届生，2000年代为中国新药专项总师)。

张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