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两会前，《中国青年报》说要采访两会的院士，有关去年院士选举，问我有何要说。我说我不谈此事了，除非两会期间院士还说，我可以回应。

《中青报》采访了政协的部分生物院士后，他们的评论中有一点很有趣，说我高调。

一般人说我高调，确实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没有责任，也不清楚内情。

生物院士说我高调，就很奇怪了，因为实际上，我是被高调的，而且与他们的所作所为关系很大。

我从还在美国做助理教授阶段的1995年起写科普文章，那是我的个人爱好，无异于其他人喝酒、抽烟。不过，科普文章不可能被认为高调，也没影响我的科学研究工作。

所谓“高调”是因为我单独、或与人合作写过有关科技政策、学术风气的文章。还没全职在国内工作时，我听到科技界很多议论、看到一些事实，鉴于国内的一般科学工作者不便写，可以写的人不写，我和鲁白、邹承鲁在《自然》增刊上发表过有关科技体制的文章，那是2004年秋，那篇文章应该是第一篇“高调”文章。不仅当时刚刚被聘任为科技部十位顾问之一的鲁白因此不能上任、并牵连所有顾问，而且有人企图以此把我和鲁白打成持不同政见者，将事件演化成政治事件，2005年的两会上，两位副部长分别到人大和政协科技组带着《自然》增刊去“消毒”，将《自然》中一篇与我们文章无关的文章中地图没有台湾岛，说成《自然》这幅图和我们的文章一起是合谋。虽然有关部门成功地将《自然》增刊禁止在国内发行，《自然》也气馁而从那时起迄今没再发中文增刊。但是，有关部门将我们堵在境外的企图并未得逞，国家领导人不接受部门的解释，周光召先生特意在有关人士在场的情况下，肯定我们的文章，科技界的代表（包括有良心的生物院士）在两会上不同意副部长的意见和做法，而科技界很多人更认为文章反映了他们的心声。

回国后，我的博客上有过几篇批评科技体制、学术界风气的文章，而2010年施一公和我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无疑被认为是“高调”文章。我完全没有想到反响那么大，因为《自然》增刊当时发表的是中文（英文版有，但《自然》杂志因为中文版被禁销而没有出版），应该有读者，而我幼稚地认为《科学》是英文的短文，读者会很少（中国有关部门不读英文、外国人不关心中国科技问题），影响会很小，没想到，几天之内，国家多个渠道翻译了该文，并且不止一个渠道交给了国家有关领导。其后国务院责成多个有关部门检查对照自己部门是否有需要改革的问题。

       为什么说，我是被高调？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风气不好，而生物学界就是一个典型。一批院士控制资源、压制青年，对学术没有兴趣，长期不参加学术活动，只参加学术界的政治活动。一些院士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和村干部没什么两样。看到这些院士的行径，有些年轻人“上行下效”，如果不是这些少数院士带坏风气，也是他们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多数院士并非坏风气的主要力量，但很多院士明哲保身。

少数生物院士用各种方式积极推动改变学术界的不良风气。但是，也可以说，大多数院士对于公德公益，做的不够。

在中国做了院士，有很稳的职位和权力，是可以有影响和作用的。至少，就是说话没有作用，基本也不会有很大的反弹。特别是说的对、做的对的时候。千万不要说，院士们有什么很大的后顾之忧。

有些人没有做院士以前，不做眼前迫切的公益事情，情有可原。

但是，做了院士以后，看到中国生物界风气与日剧下，却继续袖手旁观，甚至继续把科学水平低、而学风不正的人选成院士，这至少不值得自豪，如果不是有点害臊的事情。

试想，如果院士们集体同心协力，坚持多年在舆论上、在实质上，推动改进生物学界风气，怎么可能我指出皇帝的新装会是高调？我这些文章的内容，对于参与很多学术界活动的院士们来说，毫无新意，而且一般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其中观点，只不过他们多半不说。如果很多院士们在我回国以前，在此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我的文章不会有多少读者，更不可能引起共鸣。

如果我回国后，有很多院士在为公德努力，如果每个生物院士都写一次批评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做一件公开推动风气改变的事情，我不仅不用写多篇文章，就是写了，也是沧海一粟，不会有吸引读者之处，不可能因此高调。

我几篇简单儿科性质的批评文章，显得高调。有权力、也应该有义务的院士们，常常在不良风气面前很清高，不吭气、不作为，是我“被高调”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介绍屠呦呦、张亭栋等杰出科学成就的文章，也好像有高调的嫌疑。不过，在过去长达将近四十年中，如果生物院士了解和肯定了屠呦呦、张亭栋1970年代治病救人工作，我哪来机会写这种文章？写了也不会有很多读者，只能和我写国外科学家、写科普一样，不可能“高调”。

好玩的是，虽然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大多数生物院士在这些方面做的不好、做的不够，怎么他们不肯定中国科学的优秀工作，他们在看到自己身边各种污泥浊水，却不积极抑制院士队伍中蜕变成为恶劣势力者，而且还把类似的人选做新的院士，不坚决批评科技界不良风气、不以言论和行动纠正科技界经常发生的问题。

反过来，我写了文章，而且是他们几乎都同意内容的文章，怎么他们却抱怨我高调？

这其中，是否黑白被颠倒了？是非没有了？

我很希望，其他人接过这个高调。有谁这样高调，我很愿意在旁边鼓掌。

不过，中国很多人、包括比我年轻的很多人，都比我聪明，不可能为了公德出头批评和肯定，而招来对个人利益的损害，至于社会吃亏、国家浪费，生物院士们认为，不是他们的事情，其他人要是说话，他们也觉得是太高调了。

什么时候，在歪风邪气面前“低调”成为人们称颂的美德？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