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现在成了全国主要大学的生科院院长中最年长者，以前常偏年轻且缺乏成年期在中国工作的经历，第一次参与国内工作经受没想到的冲击，算是一次人生的磨炼。 

 

从这种磨练中看到，中国体制和文化的影响，对个人在中国的工作、对中国的实质发展，造成很高的成本。 

 

这种磨炼，对人们在国际上做科学、在国外生活，基本毫无意义。也许可以说，改革中国科学界和改变中国现时文化不良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何时中国学术界的人们普遍不要经受这种磨练。 

 

然而，对于我们这一辈、可能还有下一辈，这种磨练对于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也许有可参考之处。 

 

初涉中国

 

我出国前只读过书，无工作经验。我在美国工作后，较早参与了中国的教学与科研。1994年开始独立实验室，那时极少人愿意回国工作，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事。1995年，鲁白、梅林和我以助理教授身份联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从此开始了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那时科学院办公厅郭传杰老师常参与我们的联系，他后来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我当时建议了两件事情：开高质量的小型国际会议，建立联合实验室。这两件都做成了，而且延续至今。 

 

周光召让当时的副院长许智宏、基础局局长（化学家钱文藻）、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等安排。其后（1996年左右），通过香山会议发起者惠永正，支持、组织者张焘、杨炳兴等访美，1998年开始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分子和细胞生物学Gordon会议”，与香山会议合作，2000年以后移香港，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一长期坚持的高质量小型会议，经常有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活跃的科学家平等参与活动，而且有较多主要杂志的编辑参加，促进了国内同行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建立学术关联。开始几年主要经费来源于美国，其后来源于香港，很少和基本没用中国大陆的经费，而得益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界以及香港科技大学。迄今14年，已经开会七次，现在举行比当年容易很多，最初还有担心重要而活跃的科学家是否感兴趣到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有质量的听众来源，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现在都不是问题。 

 

第二件事情，后来由吴建屏、林其谁、王贵海访美后实施。吴是成立不久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当时是许智宏兼任），同时是脑研究所所长，与我们同专业。而且，我和鲁白出国前，都是脑所学术报告的常客，知道吴建屏英文很厉害，可以长篇即时翻译。林是上海生化所所长，推动1980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王是当时即将恢复的生物局局长，虽然做行政，但在文革期间他自己就做过很好的科研。在我接触中，王贵海可能是这二十年科学院生物局最好的行政主管，他不仅热爱科学，而且相当懂行，还有公心。他是我早期尊重的国内行政人员，使我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并非我以前随大流认为都是行政人员造成的。吴建屏、林其谁、王贵海等和我们在华盛顿特区见面后，进一步确定鲁梅饶到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联合实验室。 

 

增量改革

 

用新的资源建立新的结构，使用不同体制，是增量改革。 

 

我们建立的分子神经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其中方负责人是鲁白回国面试几位候选人以后确定的，结果是梅林和我的同学，虽然我以前不熟悉。而鲁白自己有个同学，被鲁白刷了，否则他可能会误入我们的科学研究歧途，错过他其他后来证明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因被刷而怨恨我们，我们也没有在他后来直接掌管有关资源时找过他。 

 

1996年实验室开始时，科学院还没走出穷困的时期。我记得当时钱文藻对我们说，联合实验室很好，不过你们要少来中国。这和以后越来越强调要多花时间在国内工作，很不一样。那时条件有限，自信心也受影响。 

 

吴建屏是张香桐的得意门生。他们那一代如果有我们这一代的条件，很多人会比我们这一代做得好多了。他曾在1960年代留英，对科学很热爱，而且很有趣味。 

 

科学院院长换届后，1998年左右以“知识创新”为题得到国家大力支持，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科学院要评审各个研究所，当时脑所很小只有三个实验室，吴建屏很担忧。鲁白联系蒲慕明，希望他也到上海开实验室。蒲慕明以前就经常回国，与吴建屏接触后，蒲提议建立神经科学研究所。蒲起草提议，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参与修改后，五人署名交给科学院。 

 

路甬祥收到提议后曾在美国和蒲慕明谈研究所的建立。1999年11月许智宏已经任职北大，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到上海宣布正式成立神经所。其后，上海的几个生命科学相关研究所共同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最初是吴建屏任院长，不久改由1995年从美国回来的裴钢接任。 

 

那时，科学院并不清楚国家的支持只是一次性的、还是以后会继续，大家对国家发展的趋势不清楚，对科学院的发展也无把握。彼时，中国绝大多数机构，包括科学院，实验硬件也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南昌大学的硬件都好于那时的科学院。软件的问题更多，比如，科学院的很多所不知如何进行国际招聘。不少研究所主要考虑如何脱贫、稳定一些力量，而神经所要改革，目标明显高于其他研究所，聘蒲慕明为所长，水平也明显突出。 

 

风云骤起

 

科学院的生物学研究，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可以说上海较强。北京部分，以前动物、植物所传统学科中有特色，而遗传所起初受苏联影响走过弯路，生物物理所很多年没有集中的空间，直到2000年代以后，北京的生物才有较快发展。 

 

上海的生物学，源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以及外国留下的一些机构。而医学研究所为原协和的林可胜创始，做过国民党中将军医署长的林觉得自己不能留在国内，他告诉以前的学生冯德培，我不得不出国，你没关系可以留下来（这个意思，是冯德培80年代在中国、或90年代他访美时告诉笔者的，好像他本人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设想，如果他以前这么说，会被歪曲成冯是国民党留下潜伏，而文革期间骇人听闻的“梅花党”是用上海生物学研究机构来捏造的，如果他早有这种说法，可能坑到这一冤案中）。1950年，冯德培任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1958年生化所独立后，改成生理所，冯德培任所长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其间，冯曾兼任科学院副院长，是当时因为科学贡献而获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屈指可数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冯德培是神经生理学家，1930年代留学英国，研究外周神经生理得到对神经生物学有基本意义的重要发现。张香桐1940年代留学美国，研究中枢神经生理，1950年代回国，先在生理所，1980年代独立成立脑研究所。生理所其后仍继续有神经部分，而且还是主要部分。两位科学家风格很不相同，不过两个研究所有很大重叠。1980至1990年代很多人出国，两个所的不少骨干也出国了，到1999年，脑所只有三个实验室，生理所也不大（好像是七个实验室）。 

 

蒲吴鲁梅饶的提议，主要考虑如何将脑所更新发展。科学院也没要求神经所吸收生理所，虽然可能谈过接纳实验室的问题，而神经所也接纳了生理所个别实验室，脑所的一个实验室则自愿加入生理所。 

 

科学院决定撤销生理所的建制，将其实验室并入上海其他研究所（如生化所、细胞所），不能加入其他研究所的，挂靠上海生科院。科学院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原来就是一个研究所分成两个研究所，而且规模都不大，所以可以恢复成一个所。 

 

不过，这一变动对生理所影响较大。许智宏和王贵海到上海，在生理所全所大会的台上面对广大在所工作人员、学生和退休人员，受到很多批评。 

 

撤销生理所，蒲吴鲁梅饶完全不可能参与，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决策权，也未提议。生理所实验室的安排，只能是科学院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上级行政来主导，不可能由同级的神经所主导。然而，在当时的上海生科院BBS上，以生理所老师为主、学生为前台造成风起云涌的舆论，集中火力不是针对科学院，而是对我们五人的谩骂，其中海外的四位自然被称为假洋鬼子，说我们五人导致一大批学生将失学、老师将失业。 

 

生理所建制撤销会影响一些人，但中国不会出现国家事业机构人员失业、失学，是所有研究员和职工都知道的常识，学生不一定很清楚，不过说失业才能义愤填膺。还有很多污水猛烈地泼向我们。我从来对既无理也无礼谩骂都漫不经心、更记不住，只记得当时生理所学术委员会给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主管经济和科技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去信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这些海外的人来中国，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我那时37岁，在美国科学界学习工作的12年中，习惯了理想和理性主导科学界、影响教授学生生活和工作的常规，对第一次经历如此变故和侮辱，很不理解：为什么好心被当成驴肝肺？那时极少人积极到中国做与科学有关的事情，我们试图做一些工作，毫无私心，我们还放弃我们原来主持的联合实验室，让其独立于鲁梅饶加入神经所，而我们则只教管课和辅助解决所面临的一些矛盾，结果却被污为盗贼告到了国务院。 

 

生理所学生在BBS上号召上街游行。北京和上海有关部门顿时紧张，国家下令上海市陈良宇，坚决防止学生上街游行。我们这一代在研究生期间见证了中国最后一次学生运动，绝对没想到自己会被作为学生的对立面，而且是因为了促进中国科学、推动改革。我那时晚上从美国打电话到路甬祥家里。到上海后曾请神经所学生公开通知，邀请生理所的学生们可以在星期六到一个会议室，我愿意公开对话、解释。 

 

学生没有游行，学生也没有来参加对话。是因为很多人背后的工作？是学生激烈只在口头上？还是激烈的其实是少数、多数理智？我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没有游行、没有对话。 

 

我再愚钝也知道，有一堆人恨我们，为了公事结下了一堆私仇。 

 

经验积累

 

中国的改革，以立为主，不急于破，可能比较合适。那时如果只成立神经所，不动生理所，可能更顺利。上海和北京都还合并了少数几个研究所，如上海的植物生理所与昆虫所。其后，较少合并、关闭研究所。 

 

神经所成立的困难，如果我当时是一个人，可能就撤退了。几个人在一起，而且不是我主导，不好意思一个人提撤退。 

 

对我个人来说，在那以后，就不怕挨骂了，正如近日有位老师转给我胡适的几句话“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我觉得，只要自己做得对，即使挨骂，结局也并不可悲。神经所事件后，先是上海其他研究所有些老师知道我们没有自私，后来有些原生理所教授也表示对我们误解了，还有骂过我们的研究生觉得自己错了。 

 

所以：在中国，被骂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虽然不是所有人，在知道事实后终究会讲道理。知道事实而不讲道理的，本身也不值得任何人在乎，不知道事实而不讲道理的，只是以一些事情为发泄忿恨的途径，其实无关于与我们个人、或我们做的事情。 

 

科学院在知识创新计划实施的最初几年有危机感，改革意识很强。当时神经所在改革的最前沿，建立了新体制。2002年，德国马普学会的施瓦茨与科学院合作建立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科学院让我作为中方主任、与施瓦茨合作建立并共同主持该中心至2005年。施瓦茨从德国获得支持，并推动科学院马普学会联合支持的上海计量生物学研究所。迄今，两个机构都还在运行。有德国人参与时，中国人的内斗文化不明显。 

 

总有很多人希望，能否中国人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也不要内斗太多？ 

 

以非理智方式表达意见，是中国目前文化常见的现象，并不代表永远如此。 

 

在中国，如果怕骂，就不可能生活和工作，更不可能推动改革。要改善这样的环境，尚需很大努力。在环境没有彻底改变以前，还是要坚定信念，坚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