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过去，中国主要是不了解世界的人讲科学家的时候，常把他们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至少是个个专一做科学。到今天，中国对科学家的了解早已超过中学生的水平， 不过，不时有人抱怨我写博客，我觉得挺奇怪，好像他们不仅觉得有权告诫我如何生活和工作、而且认同过去中学生水平对科学家的理解。

我 直接了解的中外科学家，一心一用的并不多，不过除专业以外各人的爱好不同。国外科学家业余爱好很多是体育、音乐方面，国内看书、喝酒的比较多。在国外我知 道比较惊人的是研究生期间的老师（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曾登上珠穆朗玛峰；在国内我比较吃惊的是对钱对权低眉、热衷（而不是被迫）一个晚上在外面吃三餐的 教授，能否算科学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从可靠的书中知道的科学家，也极少一心一用的，他们的故事更多。

我也是一心两用的俗人，研究生期间除学习生物学研究以外，希望了解中国；博士后和助理教授初期，希望更多了解美国。

1990年代中晚期，很多华人教授，业余爱好是炒股，那时美国股市大涨。

与钱有关的从来不是我的兴趣。1990年代，我是起步阶段的助理教授，科研工作很紧，教学也是新的工作（我和一位美国教授、一位以色列教授，开了当时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最受欢迎的研究生选修课）。另外，加上当时虽然我读科学文献很多（可能超过98%的美国教授）、参加学术报告很多(超过99%的美国教授)，自己也动手做一些（不是很多）实验，还得写经费申请、研究论文等。不过，我平均用不掉半天做这些工作。还有半天做什么？

迄今为止的生命科学，主要是实验性科学。动手的时间长，动脑的时间短。生物学实验室负责人，如果每天从早到晚只管实验室，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否会把实验室的人都逼疯了。

科研以外，我自己的兴趣是看书，开始写科普，因为觉得好多科学发现很好玩，可以和不做科学的亲戚朋友等分享。我第一次担任编委的杂志是文科的《二十一世纪》，不是因为我的科学研究，而是科普。

另外，开始参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

到1999年，我实验室在Cell、Nature、Neuron各一篇论文，发现Slit蛋 白质对神经纤维和两群不同神经细胞起排斥性导向作用，奠定了我们在神经导向的学术贡献。同年，我在中国参与的业余工作也有一个节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 学研究所的成立。这个由蒲慕明首仪而建立、并长期由他领导的研究所，成立时带来的风起云涌，是我第一次经历中国的社会冲击，其后获得了社会免疫力。

2007年到北大后，不时有人问我行政和科研的时间分布。其实我最忙是2004年下半年。那年，同时任三个职位：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同时在照看4个实验室：我从华盛顿大学搬到西北大学，有一位学生离毕业较近，不能同行，所以，我在美国需要照看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的两个摊子；大约2002年左右，因为神经所一个实验室要离开该所，其部分学生需要不同教授接手带，蒋辉跟我做论文研究，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也在2004年开始了，这样在国内也有上海北京两摊。我一贯论文低产，而2004年稍高为3篇（Nature Neuroscience，PNAS，Dev Biol），课外活动多少与研究论文基本无关。

2004年在建北京和芝加哥两个实验室的同时，也是我带国内研究生蒋辉论文修改杀青阶段，2004年9月北大校长来email询问我能否到北大，2005年1月，我们的论文发表于Cell，发现GSK-3蛋白激酶控制神经细胞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