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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长期和短期两种。
长期来说，科学需要一定规模、需要质量特别好、需要坚持，终将对国家经济提供实际、且较为全面的推动。
短期内，科学研究可以通过对仪器、试剂的需求，刺激局部经济。国际上一些仪器公司规模可以很大，如年销售三十多亿美元、雇员上万、从pH仪起家的老牌Beckman公司，和年销售约九亿美元的新型仪器试剂公司、雇员上万的Life Technologies；也有很大的试剂公司（如年销售二十多亿美元的Sigma Aldrich），这些公司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有切实贡献。通过仪器试剂立即刺激国家和地方经济的条件是：国家自己要研发仪器和试剂。
存在的部分问题
过去，中国很穷，没钱购买进口仪器和试剂，所以被迫研发和生产，而且真有一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能够研发和生产仪器试剂，中国在1990年代以前依赖国产的仪器试剂。
现在，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还不是世界最富有国家，却出现怪现象：一个并非最富有的国家，不自行努力研发和生产仪器试剂，在购买科学仪器时好似钱多的花不完，大规模、大批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试剂，将利润拱手给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厂商。
更有甚者，有些单位以大价钱买断国际上某年度某种仪器，取得短暂的“世界第一”，而其盈利还没有来得及抵债，购买的仪器就被更新换代。这样的单位靠忽悠一个又一个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冤大头，以大窟窿填小窟窿的方式运行多年。
在我知情的生命科学方面，日本不仅科学上仍遥遥领先中国，而且一直注重仪器、坚持自己研发和生产，所以日本的科学研究对其经济立即有正反馈。
近十几年来我国科学界急功近利，各种评价被SCI所主导，为了一时的利益，各单位对之趋之若鹜。
仪器试剂研发和生产，研发者和生产者本身不能贡献大量SCI。研发仪器过程较慢，不会发很多篇论文，以后如果仪器试剂用的好，很多人要用，这些人有很多文章。用SCI评价研发和生产者很不合适。这些道理很浅显，所以，凡是要立竿见影的部门和单位、要以科研为政绩的单位，都不会强烈支持。
而实际上，成功地研发仪器，可以有很大科学意义，也有一定经济价值。有些仪器代表的技术进步，不仅刺激经济，也是关键科学进步所必需。
国家一些部门对国产仪器试剂有过讨论，但支持力度可能还是不够。
一些以SCI获得权力的“专家”，没有充分为国家着想，继续以SCI为导向分配经费，也不利于刺激国内仪器试剂生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真能在仪器上创新的单位也不多。不过，虽然北京、上海极少，国内不是没有研发仪器的单位，比如：
华中科技大学在仪器研发有特长，特别是将光学成像用于生命科学。
可能的部分解决办法
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想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不仅是国家和仪器试剂生产部门的责任，而是大家在不同层面都能为解决仪器试剂问题做一定的工作。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想方设法发现和支持一些能自主研发科研仪器的单位和个人，也通过改变政策，改善评价体系、激励办法，刺激一些有研发能力而不积极研发的单位和个人，让他们有时间研发，逐渐为中国解决仪器试剂的问题，至少，中国自己的厂商应该尽量占有国内仪器试剂的相当市场。
各个单位购买仪器要追求实用、而不是价格昂贵和品牌新型。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和一些医院购买质谱等昂贵仪器时，需要知道到底有多少用，自己单位是否有人能提供技术支持。据懂技术的人估计，国内可能过半的质谱仪、核磁共振NMR仪器都起不到多少作用，有些单位无法维持其运行也照样买，起的主要作用是给外人参观、内部瞻仰，美国资金雄厚的HHMI（休斯医学研究所）领导人都曾被中国在购买仪器上投的钱所“折服”，如果火星人来地球观摩仪器购买情况，会认为中国是世界首富。
各个课题组的老师、研究生，需要知道哪些仪器试剂有经济实用的替代品，不是购买外国的试剂盒就一定更好。分子生物学常用的DNA制备，对于多数应用来说，无需用各种试剂盒制备DNA，只要PEG沉淀就可以（只有少数情况，如导入动物和人体的DNA，需要试剂盒）；对于转染细胞，常常用自己配的、pH比较标准的磷酸钙就可以，也无需试剂盒。这些知识逐渐已经消失，因为很多老师都是用试剂盒出身，不知道可以省钱。
最后，给生物出身找不到研究工作、或不愿意做研究，但很愿意做生意的人的一个建议：也许你们可以在中国开公司，把价廉物美的产品，标以某种试剂盒的名义，就可以和国外更贵的试剂盒竞争了。具体是否PEG、磷酸钙，我可能是过时的老朽，你们一定能想出更好的产品，因为其本身确实价廉物美，所以能击败更贵的外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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