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的需求和能力，设立了多个人才为本的计划，特别是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以及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如199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的“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的“长江学者”、科学院的“百人计划”，近年全国性的“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这些计划产生有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但也并非皆临时对策。了解国际经验有助于理解人才计划的阶段性和常规化。

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都有长期有效实施的常规人才计划。中国的计划虽有应对当时国情的原因，但调整改进后会常规化。

中国人才计划起源最初选拔对来源有偏向，因为来源与质量有相当的关系，但随中国的发展逐渐会演变成为按岗位和需求设置，按能力选拔。

国际科研支持模式：人才导向对任务导向

较大的国家，其科学研究可分为自由探索、国家需求、应用研究。自由探索本身方向难以确定，有些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研究，可能不仅开创人类知识前沿，而且带来新的技术甚至产业。国家需求是在国家综合确定需求和目标（如现时的能源、粮食、老龄化）等以后，需要科学和技术攻关。应用研究为了解决问题、也带来经济发展。

管理模式上，一是任务导向，一是人才导向。任务导向是需求方提出任务、或科技界从科学发展中提出重要的问题，大家竞相提出解决途径、显示能力，获得支持后努力解决任务。这是多年来国内主要的模式。人才导向是支持有能力的人，而他们中有部分（可能是少部分）能探索出大家没想到的方向和成果，从而起到比任务导向还重要的作用，有了这种前沿探索，才出现更多任务。

在国际上，任务导向和人才导向同时存在。

美国的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自然科学（年度经费七十亿美元）、国立健康研究院（年度经费三百亿美元）、农业部、国防部（包括非军事研究），等。这些部门多数是任务导向，但也有少量人才导向的支持。

几十年来，英国国家的MRC（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模式是双轨制，既有任务导向的竞争经费，也有人才导向的经费。后者以在全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单元（unit）来支持探索性研究，最成功的例子是MRC于1947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MRC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研究单元”，二十年中出现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培养出以后在其他机构工作而获诺贝尔奖的学生多人，其成果包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有医疗应用价值成果（如贫血的分子病变机理、现代蛋白质和DNA测序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单克隆抗体技术）。其宗旨不是由任何人确定方向和项目，而是几位有洞察力的人选择性地支持其他人，他们通过自由探索推动人类现代科学前沿。

英国最大的私立基金会Wellcome Trust，成立于1936年，最初二十年由发现神经递质、对于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药物有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Henry Dale领导，目前本金近一百四十亿英镑，其基本模式是支持最聪明的人才（the brightest minds）。

德国的马普学会（Max Planck Society），是国家支持的人才导向计划，也是德国最强的科学支持计划。成立于1911年的威廉大帝学会与1948年改称马普学会，长期以来国家资助、而科学家掌管。目前经费约十四亿欧元，百分之八十来源于政府拨款，支持分布全国八十多个研究所的两百多个实验室，以自然科学为主，含人文社科。历史上曾有三十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物理巨匠爱因斯坦、普朗克等，其中是7位是1948年后改称马普学会后的得主。它的座右铭是“洞察力必需先于应用”（insight must precede application）。学会只挑选优秀人才，而科学家决定方向和项目。

美国的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建立于1953年，但在1984年以后真正扩展，目前有一百六十亿美元的本金，以其利息资助生命科学研究，方向较广（包括与医学关系极小的植物生物学），而以人才导向，它的座右铭是“人，而非项目”(“People, Not Projects”)，支持分布在全美七十多个机构有优秀记录的研究者，被公认为美国资助最有效的基金，长期稳定支持支持3百位左右生物学家，二十多年来出现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939年法国成立的CNRS（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支持了分布在全国的一千二百多个课题组。1964年成立的INSERM（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支持全国近三百二十个实验室。这两个国立机构都是人才导向。

加拿大于2000年建立的“加拿大讲席计划”，每年三亿美元，专门用于吸引海外人才、也用于留用海外准备吸引的加拿大人才，本身也是人才导向，而非任务导向。

可以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才导向的支持长期并有效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最前沿本质是不确定的，从而使得以人为本的支持非常有效：事先评审潜力，定期评审其进展，可以保证人才导向成为优秀模式、甚至最佳模式。

中国的人才计划尚需完善

我国传统上以任务导向为主，而人才导向是相对较新的模式，所以有较多议论。

其实，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任务导向和人才导向成功结合的典范。当时有明确的国家需求，而选拔国内最优秀的人才，给予支持和要求，一批有理论基础、而从未参加过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包括理论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理论权威，成为两弹一星的领导和核心，解决了我国的急切需求。

1990年代建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是较广泛的一个人才导向计划。当时主要是考虑中国缺乏国际竞争力，中青年科学家外流，杰青主要支持了一些45岁以下研究人员的一次性研究经费，那时常相当于有些人的启动经费。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包含个人收入补贴和研究经费，最初也是挽留已经回国和回国不久的人才。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与教育部“长江学者”功能相似。

以上这三个计划在时代和国情变化的情况下，都有演变。特别是他们不再起吸引和支持起步人才的作用，而是奖励和鼓励在国内有较好工作的45岁以下人才。因为这些随时代的变化，中国吸引和招聘人才的计划阙如。

国家2008年推出的“千人计划”、2010年推出的“青年千人计划”及时弥补了可以用于招聘和吸引用的人才导向计划缺口，并在国力增加、国情需要的情况下，将人才吸引层次进一步提高。2012年推出的“万人计划”支持已经回国的人才继续开展工作。

2004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本质也是人才导向，目前以低于北京上海大多数同类型、同性质国家级研究所的经费，通过体制创新取得超出未足够改革的研究所的成果。

我国的人才计划，除了“千人”和“万人”是全国性的计划，其他几个是部委在当时情况下用一定财力用于支持中青年。各个计划评审不同，相互衔接较差，有时重叠。而杰青结束后，无论良莠都不再继续。科技部主持的“科学家工作室”、“领军人才计划”、“创新基地”等，目前逐渐展开。而教育部的2011计划，也有很强的人才成分。

当务之急可能是要考虑如何协调不同时期开展的计划，使人才计划有序，改进它们以便发挥更好的效果。国家主要掌握长期稳定的政策和结构，计划的评审规范，有层次递进，有适合不同领域的标准，分开学科纵向建立秩序。

我国的人才计划，借鉴了国际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国情中经过多年实践检验，但还需改进。人才计划并非暂时，而将长期存在。

2013年1月发表于《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