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应北大之邀自美国西北大学回国的饶毅，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作为一个科学家饶毅在大众视野里不算陌生--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后他发出“永不参选”宣言；2011年在博客上明确表示支持转基因，并连续以多篇文章反驳“反转”斗士郎咸平；2013年的8月3日，他赴美陪家人而未出席学院毕业典礼，写下了引发广泛认同和争议的“家庭第一、事业第二”的毕业致辞。

他一直关注中国的科技体制，而作为一个曾担任过行政职务的科学家，他又比一般学者更关注与大学教学、科研相关的管理制度。2012年5月，他正式提出卸任院长职务，提出应该建立严格的院长评审制度和聘任制度，但因为没有继任，直到今年9月3日，他才正式卸任。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中国很多人都在担心体制建设是否成功，是否稳定，而一般人的做法是长期任领导以保证新体制的稳定，但他想换一个方式：卸任。

而面对这两日沸沸扬扬的张曙光索贿2300万为评选中科院院士的消息，他平静地对本报记者说，他觉得大多数中国院士都不会接受贿赂，大多数也不是靠贿赂当选的。

卸任院长体制建设比个人任院长更重要

广州日报：一直备受争议的中科院院士评选因张曙光为评院士而先后向企业索贿2300万成为了这两日最大的新闻焦点，你在2011年落选院士后除宣布永不参选之外，还曾与施一公联名在《科学》上发文称中国科研经费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跟官员拉关系重要。面对中科院称未曾收到与张曙光“花钱参评”相关投诉的声明，你怎么看？

饶毅：对此我没有特别意见，我觉得大多数中国的院士都不会接受贿赂，大多数也不是靠贿赂当选的，而且，行贿受贿的中国院士比率肯定低于中国官员。

广州日报：9月3日，你在卸任北大生科院院长的卸任辞中，用了孟子“尽其心以事天”来总结任期内的工作，这句话有君子养其心、尽其事以顺天命之意，今年你恰好刚过知天命之年，是有感而发吗？

饶毅：孟子原文很长，我只是选取了前后两句，没有顺天命的意思，“天”的所指，我在文中已经说明，是指国家发展。院长主要是一个学术职务，不是做官。（笑）但在学术制度、学术体系、学术角度之外，从资源调度来说，这个职位确实可以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工资、一部分人的经费以及一定的空间（比如实验室的大小），有一定权力，所以不大不小也是个官。我的原则是，掌握权力时一定要公平，要做到三条：第一、对自己，自律；第二、对他人，要有程序、公正地择优鼓励；第三、国家交给的资源和权力本质上是国家信任，得到信任者一定要为国家用好权力、分配好资源，而不是“慷国家之慨”，以国家的资源建立自己的人事关系。任何一个人，不论你是做大官还是做小官，当你有权力的时候，怎么做好，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事情，否则就是“人制”，而我们要的是“体制”。如果说以科研和教学名义获得的国家经费，我们得到后就搞平均主义、或者福利制度、或谁耍脾气就给谁，那不是为了国家，那是不负责任。恐怕目前的中国这样很流行，如果我们不认真、怕得罪人，就对不起国家。

广州日报：2012年你写过一篇博客，谈及美国“做事”文化和中国“做人”文化的利弊，在担任院长期间，是不是有感于做人的艰难？

饶毅：中国目前社会所流行的“做人”不是指正直、善良、负责任的意思，而是如何八面玲珑、低声下气、讨人喜欢的意思。这种做人是我很不认同的。

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官员，需要提倡的是上面三条。你提到我在任几年，学院老师员工平均收入翻一番，其实有些人上涨了几倍。但我从来没用从学校和从国家争取来的经费给自己发津贴。空间方面，我有两间实验室，不是挨在一起的，其中一间靠着厕所、一间是盥洗室改成的，而我卸任后的办公室远在校园另外一端的楼里。（笑）我自己有没有利益？有，但不能放在自己手上，我要放在学校的手上，这样才有监督机制。在中国这个不严密的体系里，你要来的钱是完全可以给自己，自己先拿。但我认为人要自律、要有原则，就是收入要由审核你的人定，不能自己定。给其他老师、研究生涨工资，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安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才能跟海外竞争。2007年我刚来时，研究生的工资，国家标准好像是每月三百或五百块钱，有的学生真的在住房、吃饭、买书之外，连圆明园都因为门票太贵而没去过。我先想办法改善研究生的收入，并很快联合北大、清华、科学院和海外学者给国务院写联名信，结果全国的研究生都合理地增加了收入。而那一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有些年薪才8万-10万，在北京地区也不合理，如果不增加收入，有些人会出去兼职或者直接去外资公司、去外国，教学科研难以稳定。

广州日报：回顾自己的行政生涯，有遗憾吗？

饶毅：我的任期是5年，2007至2012。当时学校和很多其他人都认为我应该续任，没准备很严格地评审我五年工作情况。我主动写了书面总结，并要求学校评审。2012年5月我在总结中明确不续任。我任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建立新体制，如何引进、评价、审核、晋升教授系列的人员，这一体制在我任上建立并实行了。体制建设的成功，远比我个人长期任院长重要。

院长本身的工作不是特别多，我已经做了很多，并无特别遗憾。中国很多人担心体制建设是否成功、是否稳定，而一般人的做法是长期任领导以保证新体制的稳定，我想换一个方式：卸任，用卸任来检验新体制的稳定性。我也曾多次希望以院长职位招聘其他科学家，一个人一定不能做武大郎，碰到比自己好、或者差不多的人，为了国家、为了北大，一定应该用各种方法争取，包括自己不做院长、请对方做。今天我还任麦戈文脑研究所所长，我也还在试图以所长职位招聘其他人。

家庭第一

32岁以后晚上和周末我一般都不上班，因为会影响小孩对家庭的感受

广州日报：2013年生科院学生毕业典礼，你没出席，发了一个书面毕业致辞，提出了“家庭第一，事业第二”的概念，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反思。你当时写这篇博文是有感而发吗？

饶毅：我并非因为毕业典礼这一件事才这么说，十多年前我就说过。32岁以后，晚上和周末我一般都不上班，除非有特别的事。我觉得，父母在家的时间会影响小孩对家庭的感受。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周末一般我都带他们玩、去博物馆、去游乐场。女儿小时候我给她记了十几年的日记，从她生下的第一天开始，给儿子也记日记，可能一般家庭父亲给孩子记日记比较少（笑）。我自己没有日记习惯，只是觉得孩子有趣，可能他们长大了会觉得好玩。

广州日报：这篇博文出来后针对你的家庭其实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你回国五、六年，太太和孩子都在美国，如何能做到家庭第一？

饶毅：我回国不久女儿就上大学，无需家长就近照顾。儿子当时9岁半，我带着回来了，在北大上附小，现在上附中。小的时候我也带他出去玩，现在他大了，更愿意跟同学玩。我妻子来中国时间很多，恐怕每年在中国的时间长于美国，她在美国有实验室，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也有实验室，但不从中国获个人收入。

广州日报：在家庭和事业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人生趣味？很多人都说饶教授非常幽默，你还穿过长衫，讲过相声，这和传统的不谙世事的科学家形象很不一样，比如我们印象很深的陈景润。

饶毅：一般大众可能对科学家不太了解，其实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有些可能是比较封闭、有些很会交往。陈景润是特例，但他既不是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也不是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其他几个比他做得好的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华罗庚、田刚、夏志宏、张益唐都不是这样。国外的例子当然更多，科学家并不一定古怪，每个人有个性和风格。有人喜欢多花时间在事业上，有人喜欢把时间花在其他方面。我算兴趣很少的，我喜欢读科学史、美国建国史、中共党史。我不会体育，也不看体育，偶尔玩轮滑只因这是最偷懒的锻炼方式。穿长衫是十几年前偶尔穿了一次后觉得很方便，后来就越穿越多。女性可能不理解男性服装有限，而西装穿起来很热、很紧，而长衫很舒服、虽然不挺不好看。不过现在穿的少了，因为十几年前长衫很便宜、现在太贵，我那些中式服装多半偏旧、还没更新。

广州日报：很多人把爱因斯坦看成科学家的典范，在你的心目中有完美的科学家形象吗？

饶毅：典范要用中上的人来做，因为树立一个极端的人来做典范会把大家累死。爱因斯坦的思考很有哲理，同时他也撰写科学之外的文章。科学家的核心是科学部分，对科学有追求、做好了就是。此外的品味、兴趣、爱好，与个人成长环境有关，非科学家特有。用非科学的部分来描述科学家其实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科学家的模版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女科学家中，居里夫人其实很注重生活和家庭。我写一些科学家的介绍，学生和家长看了，他们可以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不一定要去刻板地模仿什么榜样。

教育水平

北大一半学生在双修经济，金融业的过高工资吸引了大量学生逐利，无益国家科学发展

广州日报：不做院长了，在未来你打算怎样？

饶毅：在时间安排上，科研是不变的，我这几年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神经系统的功能，做果蝇、老鼠，现在也在做人的研究。我们做得很有趣，很多探索也很好玩。行政减少后，我的教学工作量可以增加，本学期第一周我有5堂课、每堂2小时，这是我一生讲课最多的纪录。当然并非每周我都有5堂课。我挺喜欢教学，而且喜欢教思考型而不是背书型的学生，我计划用自己编的教材。为此想写一本新的《生物学概念与途径》教科书，博客里《孟德尔：孤独的天才》、《摩尔根与遗传学：研究与教育》、《遗传信息的载体：DNA》、《发育的基因调控》这几篇文章都是我的讲义，并非科普。一般生物教科书罗列一个个结果、结论。我讲解关键概念如何产生、实验如何设计、如何理解，促进学生培养思考的习惯。我对这本书的要求是：如果我写的和中文同类的书内容不一样，那99%是他们错，如果我写的东西跟英文同类的不一样，那98%我对。

广州日报：新学期伊始，对未来可能走上科学道路的学生，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饶毅：我想，我试，我乐！这六个字，能代表一种风格。对探索性科学感兴趣的学生、学者得经常动脑筋（想），想了以后要做（试)，但试做了以后，到底有多大意义，是很难预料的，自己先乐了再说。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往往越是超前的科学，当时越难预计它的意义，越是离现在近的东西，越容易预计，所以只能说尽力去试。这是我的态度。当然也有人一定要非得做到什么样才做，有很宏大的目标，比如，解决癌症，意义很大，可是你会看到，癌症研究有几个大的进展是做酵母的人做出来的，酵母比果蝇还小的单细胞生物。

广州日报：中国现在的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你觉得问题出现在哪儿？

饶毅：中国的教育就有问题，学生很多是背书出来的，没有思考、缺乏探索性，而自然科学特别需要探讨。另外本来一代代的科学教育者应该越做越好，但我们中国迄今还不是这样。从中国当年没有科学到引进科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批老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1950-1970年代，老师培训程度就有限，被各种运动的干扰，质量下降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先要慢慢恢复到西南联大的水平，然后再超越西南联大，这并不容易。西南联大当时的师生比例是很高，一个系没多少学生，老师水平很高，而且他们当时研究条件很差，所以精力绝大多数投入教学。我们目前还没达到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平，这是从老师方面来说。另外现在的学生都要去学经济、学金融，也有问题。金融、经济是建立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之上，没有科学技术为支撑的产业，从事金融、经济者待遇那么高，短期利益的追逐使得学生都去做那些东西去了。听说北大一半的学生都双修经济，恐怕不利于国家，所以最好以后要限制金融业的收入，只能是教授工资的两倍，不能超过这个标准。要么降低金融业工资，要么提高教授的工资。

（《广州日报》2013年9月14日发表记者龙迎春对北大教授饶毅的专访）

2013年9月23日光明网专访：卸任才能检验学术体制的稳定性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9/282812.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