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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应给平和者空间

一个社会,一个单位,环境是否良好,在于它们能否给性格平和而有专业特长者发展的条件和发挥的机会。

这里追忆长辈逝去的年华,反映了一定时代的问题,个人的遭遇乃社会之缩影:挤压一个平和者的空间,是社会不公。

记录过去发生的

一个对科学很有兴趣的人,但被剥夺了大好时光;

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却被政治光顾和定格。

喜爱物理

我母亲兄妹八人,除早逝的一位以外,长大的七位在个性、特长诸方面都不同。与母亲年龄接近的三位舅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念书。二舅本该去清华学物理。他的特长是理科,爱好是物理,也考取了清华,而且还是高分。但是,他的性格,在那个时代,不仅遇到困难,而且遭受苦难。

2001年,二舅写了一个短篇回忆,叙述对物理的爱好和个人经历,朋友将其转载于中学校友会。我们小时候从长辈听到的,还要多一些。

1950年,二舅第一次参加高校入学考试。回家后和家人谈一道政治考题:谁领导了抗日战争。他回答:蒋介石。家人听了都发笑,他却说:这道题目是故意考大家,看大家是否风吹两边倒,以前两党都说蒋介石领导抗日,不能因为他垮台了大家就改口。

他这样说,是他的真心。二舅不喜文科,对政治更不感兴趣,只是讲道理和逻辑。自己的家境,政权更换后的几年要比以前好,所以并非怀念旧政权(做大学老师的外祖父家境也因为政权更替而得到改善,从一个侧面说明前政权可以依靠的基础太少)。

好在那时还不像文革期间,二舅大概就是少得点考分,没有谁因为这样的“反动”答案而处理他。

他念北方交大后,1951年再考清华,高分录取。那时为了减少行政人员的工作量,实行了一条新政策,不允许高校学生放弃已录取的高校,换一个学校。这个以前没有的政策,在五十年代坚决执行,至少延续到七十年代末。

二舅上榜后,北方交大有位同学告发,他最后没能转到清华。二舅只说了一句:你早告诉我你会告发,我就不去考了。其实二舅不能预计的还有:如果他去了清华,恐怕学物理也还会有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中,清华原本非常强的数学并入北大使北大数学几十年遥遥领先其他学校,清华的生物更是消失,而二舅喜爱的清华物理,其大部分也并入北大。所以,双重的关卡阻碍二舅去清华念物理的梦想。

二舅学物理的愿望,由三舅圆于1953年。文理兼优的三舅也喜物理,以江西高考第一入北大物理系。

自甘挨罚

1953年,国家让大批学生提前毕业,二舅作为学业优秀的学生留校工作(这不同于彼时较重视政治表现积极的留校安排)。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大鸣大放时期他发言不积极。后来单位领导一再鼓励,他苦思冥想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辨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时不好区别。单位抓右派时,本来轮不到他,但毛主席估计右派占5%,很多部门和单位将5%作为要满足的定额。单位要凑数,将一顶“右派”的帽子戴在了二十多岁且不关心政治的二舅头上。我七十年代听这故事,觉得难以置信。后来三舅告诉我,单位发给二舅的文字结论中开列他的“右派言论”,最严重的一条,竟然真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时不好区分。

对不同的右派分子,各个单位有多种处理方式。二舅所在的北方交大和铁路系统有关,有个近似于“劳改”的安排是修铁路。但是,当时单位对于二舅的意见是“情节轻微,免予处分”。而二舅自己觉得该受处分,问到外公也同意他去修铁路,以为自己家和“劳动人民”有差距,从体力劳动中才能体会错误(要从体力劳动中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大概并不容易)。人家本来用他凑数,二舅却诚诚恳恳地自甘受罚。那个时代,挨批的人不少,自愿挨罚的并不多。

从此二舅可以说也是一种浪迹天涯,离开大学去修铁路,到四川内江采石场,最后在贵阳铁路局的基层单位从事电务工作,戴着“右派”的帽子,工作再努力,也仍旧低人一等,直到文革结束。

政治人物和社会强势迫使很多并非对立面的人卷入,造成无穷后患、伤害无辜。书生家庭,好心度人,以为人家真有理、自己该罚,等到醒过来,发现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见了,而自己已遭多年的罪。

自得其乐

二舅本来很有特长,但失去二十年最佳年华,无从发展和发挥。在贵阳有段时间,即使做技术革新,也不能出面,而要将功劳给其他人。以他的性格,倒无怨言。但是,本来可以让他发挥特长,也可以对社会有更多贡献。

1980年,二舅调到位于南昌的华东交通大学,重操教师旧业。做好了本职工作。但是,一个人最美好的二十年消磨后,如果是一个性格激昂者,也许可以部分恢复,如果是一个性格平和、经受二十多年压抑后选择随遇而安的人,就比较难使他再现事业的最佳状态。

他很少提起一生坎坷和冤屈,也不抱怨谁,个人境遇只是从历史角度解析,心境平淡。他对物理的眷恋、对知识的喜好,融为生活的一部分,退休后不能忘怀,老来读书,乐在其中。二舅不爱写文章,仅晚年有篇简单的回忆,令了解背景的朋友不胜唏嘘,更令家人心情难以平复。

二舅一生,从一定角度看,可以说是:

与世无争,和天同乐。

对于社会来说,不重复以前同样的错误比较简单,但是能否有更深的思考和更多的改进,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政治干预科学很少,但权力干涉并未消失。意识形态也基本不限制自然科学,但对学术的约束仍旧存在。而社会时髦、经济等因素对学术的影响,恐怕不是一时可以解决,也不是局限于中国的问题。

(2010年5月6日《南方周末》以“给平和者空间”为题发表删节版)

附 二舅的回忆

我的相对论情结

周卓谷

(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相对论,两者皆可抛。

攻读到子夜,昏头又昏脑,谁知书中意,句句皆深奥。

改革开放好,科学春天到,无奈两鬓白,宿愿何时了。

(二)先父启蒙童心动,同窗逾百无知音,

师尊开导何处有,相对情结日益深。

考取清华物理系,怎奈入校竟无门,

终生憾事何止此,帽子棍子又降临。

(三)狭义雄文早问世,广义预言亦验证,

牛顿时空形而上,伽氏变换竟非真。

爱氏原理知一二,洛公变换明三分,

尺缩钟缓开茅塞,质随速增亦可信。

(四)时空度规场方程,惊世骇俗三验证,

世上知音七个半,从此诞生宇宙论。

蘑菇云升惊天地,空间弯曲泣鬼神,

黑洞无毛虽费解,无边有限愁煞人。

(五)量子力学人气旺,统一场论冷如冰,

弱电统一见成效,举旗自有后来人。

张量黎几何日晓,闭门论道几时明,

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恨绵绵无绝期。

诗是简炼的语言,欲知相对论情结之来龙去脉,请看以下注释:

1941年我十岁时,多次与哥哥周卓轮随父亲来往于赣州和郊区梅林之间,走到半路上,父亲习惯地在七里镇临河的小茶铺喝茶歇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亲边喝茶边对我俩说,德国物理学者爱因斯坦在1905年26岁时创立了奇妙和深奥的狭义相对论,十年后又创立了更奇妙更深奥的广义相对论。为了验证广义相对论关于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1919年英国组织了以天文学家爱丁顿为首的两个科学考察队分赴非洲一小岛和南美洲巴西观测日全食,观测结果(恒星照片)与理论计算值一致。一夜之间爱因斯坦成为世界名人、大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起初欧洲科学界认为世界上只有七个人懂相对论。日本某教授说他也懂,欧洲权威说他不大懂,就算半个吧。所以说只有七个半人懂。日本半个,中国半个也没有。这个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我上初三时,父亲又给我讲了一点非欧几何。二中年轻的数学老师杨业锽在课堂上提到过非欧几何,还说如果没有虚数和复数理论,就不会有今天的科学技术。但没有谈到相对论。当我读高中时,父亲进一步给大哥、我和达临表叔(只比我大一岁)讲解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较详细地阐述了Michelson-Morly实验,简介了Lorentz变换、运动尺缩短、运动钟变慢、质速关系式和质能关系式E=mc2 等。还提到广义相对论的三大验证:水星近日点的移动,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场时的弯曲,光谱线红移,还有什么“宇宙无边而有限”等等闻所未闻、奇妙无比的高论。父亲说由于广义相对论所需的数学知识很深,要用张量分析和黎曼非欧几何,所以他不懂。父亲毕业于同济大学机电系,是从科普文章和科学画报中了解相对论的,他还细读了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写的科普著作《物理学的进化》一书,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对狭义相对论也知之甚少。尽管如此,父亲作为一名三四十年代的机电工程师和工科教师,能对相对论这样感兴趣并有所了解,实属不易。他对相对论的生动描述和理论本身的奇光异彩对我这个爱好数理的中学生的吸引力和震撼力是多么巨大啊!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种一生挥之不去的强烈的“相对论情结”,超过了小提琴情结和围棋情结。

说来也令人遗憾,除做过我的几何学老师的父亲一人以外,在我的老师和同学中竟无一人提到过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我希望有朝一日深入学习和理解相对论,我想只要循序渐进,刻苦钻研,总有一天能够入门的。即使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难以入门,也要通过门缝向门内看看。

历史往往与人开玩笑。我本想读物理专业的,1950年却进了北方交大电信系。由于我对物理学兴趣极大,而且自认为对物理现象有较好的分析判断能力,1951年夏不顾高教部关于在校大学生不得重新投考其他大学的规定,铤而走险,以高分考取清华物理系,兴奋得一夜不眠。可是尽管别人能办成,象我这样老实巴交、缺乏心计的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呢?我感到这个社会缺乏个人自由,心情长期郁闷不快。1951年初,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建设人材,国务院决定绝大多数高校的理工科本科四年学制暂改为三年,调整教学计划,提前一年毕业。顺便说一下,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把陈景润提前一年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说成是因为成绩优异,可能属于讹传。“提前一年”对我又是一大打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时,北方交大电信系调往哈尔滨铁道学院,1953年哈院撤销并入京院。1953年7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方交大任物理助教,我自学全套福里斯(ΦРИШ)普通物理学至第三册第一分册光学时,才真正接触到正规的狭义相对论,又听了北京大学胡宁教授和后起之秀周光召讲师(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电动力学课,对狭义相对论才有了初步的理解,但对广义相对论仍一窍不通。曾旁听过几次周培源为北大理论物理专业高年级开设的广义相对论课,不懂,未能坚持听下去,仅仅一睹风采而已。

我任助教期间工作积极,曾评为“三好”积极分子。当我刻苦攻读,努力工作之际,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我被莫明其妙、糊里糊涂地划为右派,灾难从天而降,离开了北方交大。此后二十年再也得不到安静的读物理书的条件和进修机会,基本上停止了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自学。只是文革期间,未参与两派斗争,埋头贵阳南站自动室工作,完成技术革新多项,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算是没有完全虚度光阴。

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1958年被糊里糊涂地划为右派,1978年又被糊里糊涂地改正了。文革以前我基本上是个不学历史和不大关心政治的糊涂人,文革后却成了对历史和政治相当感兴趣的人,政治观点和言论也多起来,但我并不想投入政治活动。自1979年起,对荒废多年的围棋的兴趣死灰复燃,读棋书,看围棋月刊,与人对弈,作笔记,乐此不疲。1980年调至南昌华东交大,由于忙于新工作(我先后主讲过以前从未教过的电工学,电工计量,专业英语,高频电子技术,还教过选修课围棋)和兴趣的部分转移,相对论热下降。

尽管多年来,几度自学广义相对论,都遇难而退,一直没有入门。即使对狭义相对论,也没有真正融会贯通,对其广泛的应用更是知之甚少。可以说,直到61岁退休,都没有圆相对论梦,未了相对论情结。退休后,在交大成人教育学院工作三年,忙于工作和“坐稳”,没有时间看科技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8年8月我突患心肌梗塞,在妹夫纬华的关照下,通过江医二附院心内科的紧急治疗,捡回了一条命。10月出院后常感胸闷不适。在达临表叔的大力关照下,1999年8月到广州做搭桥大手术,术后一度出现险情,经抢救脱险,死里逃生,惨不忍睹。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虽不信却也但愿如此。这两年因大病没有看书,没有玩。

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2000年11月年近七旬时,老夫竟会不知不觉、神使鬼差般走进华东交大图书馆借了有关相对论的书十一本。还先后在武昌和南昌买了几本,摇头晃脑地读起来。虽不是什么有计划的每日学习,却也是一时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其间也看看棋书,下下棋,读些电学理论。数月下来,有所进步,获益不浅。这时,直到这时,我才真心认识到狭义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确实深奥难懂。2001年3月小儿宇光为我买了电脑,因忙于学电脑、玩电脑,把相对论放下了。也许这一辈子真的不能入门,高中时期预言,通过门缝向门里看看,不幸而言中了。

  (2001年5月1日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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