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是科研人员工作的重要场所，一个杰出的研究成果往往出自一个成功的实验室。一个成功的实验室也是众多杰出研究发现的摇篮。因此，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为此，《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曾在美国做过多年研究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请他给大家介绍他怎么看待实验室管理。

《科学时报》：饶教授您好。有个问题，以前没太听过您的意见，就是：如何管理实验室？

饶毅：我以前在实验室内部说过，公开稍微提到过，没有专门讲。

我自己对实验室总的原则是：1）选择有能力、或潜力做同事的学生加入实验室；2）刺激他们的智力兴趣；3）培养和鼓励他们独立做研究，让他们尽量发挥潜力；4）把握质量和标准；5）支持有热情和有能力的学生发展其事业。

当然，每个实验室并不一样，我说的只是我的理念和方式。我的实验室，对于有动力和独立性的人、愿意做科学家的人，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对于适合做技术性工作的人，不仅不合适、而且可能会耽误他们。

我选人肯定也会选错，学生选我也有选错的可能。更不能要求其他教授这样管理实验室。各个实验室不同，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现象。我的方式可以提供侧面的经历，给一些刚开实验室的人和学生参考。他们可能发现我实验室有些做法不值得仿效，也可能发现有些对他们有益。至少，他们可以多收集一些情况。

《科学时报》：您能更详细说明吗？

饶毅： 首先要有明确的根本理念。我认为，实验室领导和学生是合作关系，大家对科学感兴趣才走到一起来，一道享受科学研究带来的兴奋。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学生是为我工作，而是他们和我工作。我们不是雇佣关系。我非常不赞成学生称老师为老板。有时候他们在外面学来的习惯，把我说成老板，我会说“你在骂我啊！”。我认为实验室不是企业，不仅不是雇佣关系，而且实验室不是为了经费而存在，而是争取经费是为了实验室的研究。这后一点不是今天谈的主题。

在这个理念下，我的基本方式是：发现、鼓励、帮助、支持学生。

我固然知道做科学研究有多种动力，我常讲科研的三种动力（好奇、敬业、求胜）。在我的实验室，我提倡有兴趣才做研究。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是这样认为。我有自己实验室后，还是这样认为。对新来的学生和一些技术员，我会对他们说明：做实验的人最终决定做什么实验。我愿意提建议、提意见，特别是初期的时候我的建议和意见相对较后期多。但是决定权在做实验的人。你愿意做才做，你不愿意，就不要做。

我不仅认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有独立人格，而且还认为实验室应该提倡发挥大家的才能和主动性。有些人对我说：“你要让学生做你要他们做的研究。”但是我觉得，我不要做奴隶的学生。学生在几年内超过我，我才兴奋，才会觉得自己有成就感。如果都是我的奴隶，我会觉得自己无能，认为自己没有让学生发挥好。我希望与一批有潜力的学生一同探索科学，做出我们喜欢、令我们兴奋的研究发现。其中很多不是我开始想到了的。这样实验室会不断前进。而学生都只能听老师的实验室，蜕变速度比较快，活力比较低。就是有文章，也会显得雷同、千篇一律。如果学生都是老师的应声虫，那多没劲。

我很希望、也很高兴我的学生能在很多方面超过我。我自己知道我起的作用，所以，学生比我好了，我都不觉得自己完全无用。在我实验室里成长很快的学生，在有些实验室可能会感受到压抑，不能发现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最初，学生自己和老师可能都不清楚学生做研究的特长在哪里。因为学生开始都没有做过研究。观察和培养刚刚步入研究领域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特别差。至少以前不是特别差。

《科学时报》：给予实验室研究人员和学生充分的研究自由，您又是如何引导和指导他们研究的呢？

饶毅：让新学生起步，支持学生，和他们寻找有趣而有意义的问题。帮助他们进入科学研究前沿。平时参与科学问题的讨论。对课题的意义和进展进行判断，提出意见，供学生参考。对研究的质量要把关，在实验室内部讨论科学时，语气和态度要和蔼，但是对于研究实质应该直截了当、非常清楚地发表观点，如果需要批评，就要在实验室内部得到最严厉的批评。如果实验室内部不能发现研究的问题，而被实验室外的人发现，说明实验室不够严格，标准不够高。

温和的态度，和严格的质量要求，完全可以同时做到。在我有实验室后14年，只有两次学生对我高声说话，我还没有对任何学生大声说话。

我们常常讨论科学，大家看到文献转给实验室其他人，群发电子邮件讨论文献，讨论相关的问题，也提出我们可能怎么做。我在实验室一般不去问结果，而是等学生来给我说，这样免得他们有压力，好像要给我交账似的。当然有时好奇，会问上次我们讨论的研究怎么了，或者文章写到中间要补实验。

我们讨论科学过程中也会讲有些实验的历史、典故。讲到一些科学家。这样使学生对国际科学界逐渐了解、智力上结为一体，而不是在国际科学界以外，永远保持小学生心态，而是很自然地平等看待国际上科学家的工作。但是科学家故事，不能比科学本身更重要，只添些好玩的故事。

如果学生技术上需要训练，而实验室没有，帮助联系培训。

写文章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一般让学生写第一遍，以后我改。这样他们体会怎么写。

我有时也请学生审一些杂志的稿件，然后我给他们看我审的意见，这样也是一个训练科学思维和研究标准的步骤。

《科学时报》：每个实验室领导人对自己实验室人员都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教授要求自己学生必需每天投入很多时间在实验室中：Every one works at least 50 hr a week in the lab (e.g., 8+ hr a day, six days a week)。前阵子田大成教授接受采访时说：“一天8小时，下午6时以后从不工作， 但自我感觉研究成效不错。主要靠两条：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两位教授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习惯，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成功的。您认为实验室的人应该如何安排时间？

饶毅：如何安排时间，是个人的事情。对于实验室的辅助人员，给实验室提供支持的人，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因为他们突然作息时间改变让其他人的实验砸锅了。

对于学生、博士后、和做研究的技术员，我的原则很简单。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休假也不需要向我请假，自己安排。我从来不觉得我有批准学生放假、不放假的权利。他们的时间，自己做主，我根本没有资格做主。在美国领导了13年的实验室，我一直这样做。在中国，我仍然是这样。

《科学时报》：那您这种开放式管理的效果如何？

饶毅：有些学生适合我的方式，可以发挥的特别好，独立得特别快。我实验室的学生和博士后当然是做研究的。我可能和许多实验室不太一样的是，我实验室常常有些技术员做研究，而不是做辅助工作。我在美国的实验室99年有一个技术员做的很好，以第一作者发表Nature文章。我北京的实验室也有做研究做的非常出色的技术员。我希望他们都成为科学家，而不是技工。

我不觉得我的方式是最好的，对于有些学生来说，我的方式不好。但是我不会其他方式，不适合我这种方式的学生，应该去其他实验室。学生和老师要相互探索，找到适合的匹配。有些人不适合我实验室。比如，在我这种实验室的运行方式，有学生可能会无所适从、或者很少做实验，有些学生可能全部做实验的时间加起来不如我给他们写推荐信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并不觉得自己受骗，因为时间是学生自己的，如何利用时间是学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样的人对实验室可能会有些影响，有时有学生和我提意见说某人投机取巧了，问我为什么不管。对实验室士气还是有影响。我多半不提醒“偷懒”的学生，如果实在其他学生提意见比较多了，我也会私下转达意见。自觉的人，自己会对自己负责；不自觉的人，怎么发展，也是自己承担结果，我只能做到我能做的。我不喜欢别人重复提醒我，我也就不重复提醒别人。要我重复说，好像不够尊重对方，所以我自己先不好意思了。

不是所有学生能理解和接受这种做法，有些人永远以为做研究是为教授（“老板”），不肯脱离老板关系，我表态没有用，他/她坚持认为是雇佣关系，一谈科学，就以为是布置任务，我解释多少遍也没有用处，我只好苦笑。这样的学生反复如此，我就没有办法和他/她讨论科学，而其他适应我实验室的学生，就毫无拘束，常常和我讨论科学，而不是谈判工作量。不能和我讨论科学的学生，不能体会我实验室的一个特点，到离开实验室也没搞清楚我实验室怎么做科学的。

我曾碰到一个可笑的事，是在华盛顿大学的时候，我实验室有一个韩国技术员，他说他很怕我，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从来都不大声批评人，总是笑笑的，有意见也是轻声提出，这样我搞不清楚你什么时候不高兴, 所以很怕你”。我费了些力解释“你做实验不是让我高兴，你自己高兴就可以，不要看我的脸色，要看你自己。我的意见，你可听可不听”。不过他始终难以接受这样的方式。

《科学时报》：您对自己学生和实验室人员非常和蔼，给予充分自由，那您是如何安排您自己的科研时间的？

饶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何安排时间，是个人的事情。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小孩，而要学的东西很多，且很有趣，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满足我的兴趣。是因为我有东西想学、想做不是为了给谁做、给谁看，而是我自己感兴趣做。另外，读研究生时，我是我那间实验室里最早回家的学生，其他几个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比我工作努力。现在，他们都是教授。那时吴瑛从斯坦福大学给我实验室打电话，常常是我回家了，实验室其他人（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没有回家。

在哈佛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的大女儿已经出生了。我一般一周工作六天，一天专门陪女儿，晚上也回家早些。博士后阶段也许是竞争压力最大的阶段。但是我在实验室的时间也不如其他博士后，当时同做博后的有冯诺依曼的外孙，他研究生发现过一个很重要的酶、很多文章，还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弟弟，普林斯顿物理学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伯克利生物博士。他们没有小孩，在实验室时间都比我多。

1994年做助理教授以后，我一般晚上不上班，周末也不上班。带小孩为主。科学不仅是在实验室，带小孩的时候还可以想科学。回北京后，工作量多了很多，但是我儿子回国也有很多问题，我多半准时回家晚饭。虽然还有一些事情在家里要处理。我尽量在他跟老师补习中文的时候做。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特别刻苦的人。

我自己的哲学是：不要刻苦，喜欢就做，喜欢多做是自己要做，不是刻苦。不喜欢就不做。而且我觉得没有资格以自己用了多少时间做来要求别人。人不同。

《科学时报》：管理实验室是否和家庭的时间冲突？您是如何处理好家庭和事业关系的？

饶毅：家庭比工作重要，这对我是很清晰的前提。

对于儿女来说，家长如何安排时间对他们影响很大。所以我的观念很简单，需要保证给他们时间。在这以外才工作。可能只有在博士后期间，这点做的比较难。其他阶段，都是这样。如果我需要减少家庭时间才能做好工作，对于我来说，就说明我不胜任，就应该做别的工作，而不是常规削减家庭时间。在芝加哥和在北京都一样，我早上和儿子一道走到他的学校。晚上我们一道吃晚饭。

因为我和我妻子都是教授，时间安排有时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女的做教授很不容易。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除了父母帮助一年半以外，另外6年半请了保姆，共8年有人在家管家务，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和孩子有质量地待在一起，但是无需花太多时间在家务和杂事。有些人在学生和博士后阶段不舍得花钱，我们则认为博士后和助理教授初期，雇人做家务，对于双职工很重要，帮助非常大，而存钱不重要。钱是为了人用的，用来帮助人生活。而且一般是以后工资越来越高，所以如果在工资低的时候给工资高的时候存钱，有点不合理。

当然，人各有志。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实践。我不认为其他人应该和我一样。

对于学生来说，你难以要求老师变，所以，你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实验室。

赵晨光 《科学时报》记者 潘锋

采访于2008年，删节版发表于《科学时报》2009年1月20日